【鸣镝】

　　作者：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智库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暗示日本可能会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其挑衅言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操弄所谓“危机政治”、推动扩军修宪的集中体现。所谓“存亡危机”，看似指向外部，实则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为突破和平宪法制造借口，既动摇战后国际秩序，也撕裂亚洲人民的历史记忆。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历史清楚地昭示，日本走向战争的根源从来不在外部，而在国内势力以“危机”为名扩军强武、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危险举动。

　　和平秩序来之不易，“危机政治”逆流必须警惕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人类携手对抗专制暴政，牺牲无数生命捍卫文明与正义的共同胜利。正是这种跨越国界、跨越制度的正义之盟，让历史拒绝重蹈覆辙，为人类社会奠定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地区安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坛更是出现了必须警惕的逆流。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试图以“危机”之名，制造安全焦虑，强化国家主义叙事，推动修宪扩军之实。其背后隐约折射出三重令人不安的信号：一是淡化乃至否认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事实；二是轻视与逐步瓦解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三是公然挑战亚太地区既有的稳定秩序。

　　这无疑背离了战后日本的和平承诺。历史反复证明，日本所面临的真正的“存亡危机”从不源于外部威胁，而是来自复活军国主义并使其合法化的国内势力。当下，这股势力妄图利用所谓“危机”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倾向，既是战后日本历史叙事长期撕裂的再现，也是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危险信号。这种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错误行径，不仅可能扭转日本长期奉行的“和平路线”，更将深刻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人为臆造“存亡危机”，历史反省再次倒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日本曾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军国主义曾多次以所谓“存亡危机”为由发动对外侵略，最终遭到可耻失败。

　　就在不久前，日本石破茂内阁在战败80周年讲话中，罕见地深刻追问日本为何最终走向战争，认为其根源并非迫于无可避免的外部威胁，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制度结构失衡、议会监督失效、媒体煽动民族主义、政治领导层刻意制造危机—扩大危机—利用危机，从而使整个国家一步步滑入不可挽回的战争轨道。由日本旧军部主导的领导层在已预见到战争必败、外交已无回旋、经济难以支撑的情况下，仍选择以国家“存亡危机”为名，推动民众接受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甚至走向所谓“一亿总玉碎”的万丈深渊。

　　历史反复证明，以所谓“危机”为名进行的政治动员，恰恰是最危险的。它往往披着“国家生存权利”的外衣，最终将国家引向危险的冒险。

　　现如今，日本保守政治势力臆造的所谓“存亡危机”，与其战前领导层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名巩固权力、合理化军事扩张的做法如出一辙。所谓“存亡危机”，不仅缺乏事实基础，更与日本自身的历史反省背道而驰。如果放任这股逆流肆意流动，日本社会将再次被“臆造的危机”绑架国家方向，被“自我制造的恐惧”推向战略冒险，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或将被这一逆流吞噬。

　　谋一己之私的政治操弄，终将误国误民

　　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不仅基于她个人的错误意识，也显露出当下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构性问题。近十年来，自民党的政治信用因“程序正当性被绕开”“政治资金不透明”“政策责任难以落实”三方面问题而逐步瓦解。尤其是经历几大派阀解散之后，派阀政治的权威性明显削弱，传统依靠金权网络与基层动员维系的自民党“一强体制”难以再现，日本政治版图呈现碎片化趋势，如今处于“丧失多数、执政尚存”的过渡时期。

　　在这样的格局之中，缺乏稳固政治实力的高市早苗政权，试图选择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动员方式，通过“保守理念”构筑自身政治基础。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胜利，固然有麻生派、茂木派等传统派系的组织性支持，也侧面反映出当前日本保守派期待“安倍路线”持续强化的现实。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坛的起势，并非源自传统派阀体系的庇护，而是在结构性弱势中，通过强化保守意识形态认同实现的政治跃升。作为非世袭政治家，高市既无家族代际传承的固有票仓，也缺乏地方后援会长期经营所形成的组织网络。也正因如此，她更倾向于以鲜明的保守理念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将自我塑造为“安倍路线”的坚定继承者，以争取失去精神中心的保守势力的支持。

　　为此，高市正通过多重路径巩固其政治基础。首先，她借助日本保守媒体以及网络右翼力量，塑造“女性版安倍”的政治形象，使其成为保守情绪的集聚点；其次，她积极拉拢前安倍派残余力量，推动自民党地方组织从“利益导向”向“理念动员”转型，使地方基层成为未来修宪与扩军议程的社会基础；最后，她以修宪议题为轴心，推动保守系在野党在国会中实现议题合流，企图在跨派阀、跨组织的“理念共同体”框架下突破制度性制衡。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高市所倚重的围绕特定安全观、国家观所形成的“保守理念共同体”，使得部分政客更易借助意识形态强化对外威胁认知，以凝聚内部支持在对外政策上形成激进倾向，甚至以人为制造地区安全风险为工具，欺骗选民，维持执政的稳固。

　　高市对“危机政治”的利用已呈现制度化特征。在当前地区局势复杂敏感的大背景下，高市只需顺势借用外部局势的震荡，即可不断塑造和强化国内的“安全焦虑”。台海局势的任何波动，都被其支持群体迅速解读为日本“存亡攸关之事”，并以所谓“安倍遗产”为政治符号加以放大，借此动员保守舆论。

　　在这种“外部压力未必坏”的权术思维下，高市早苗的强硬保守路线不断得势。每当国际社会就历史问题发出正义之声，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便迅速将其扭曲为所谓“外部势力干预日本内政”的诡辩，煽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反向动员。舆论被煽动，情绪被点燃，右翼政治势力借机扩张，令日益强硬的路线更加根深蒂固。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一己之私进行的政治操弄不仅扭曲了舆论生态，更引发危险的价值替换。比如，在右翼保守势力的煽动下，靖国神社被不断塑造为“日本不会向中韩美等外部压力低头”的政治符号。历史问题不再是被反思的议题，而变为检验政治忠诚、凝聚右翼共同体的新“图腾”。

　　如果放任日本右翼保守力量操弄“危机政治”，将修宪伪装成“国民的意志”，将扩军包装成“国家尊严”和“不得已”之举，日本战后和平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真正危险的不是外部威胁，而是人为操弄历史、制造危机、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冒险，一旦这种“危机政治”叙事体系在日本社会长期固化，将严重威胁东亚来之不易的和平，并将日本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