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长期以来，百姓对南京抗战历史的认知往往集中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惨案，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是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深刻创伤。然而，侵略者所犯罪行，又岂限于屠杀行为？在长达八年的沦陷时期，南京如何遭受系统性控制与改造？近年来学界通过对遗址群的全面梳理，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应。

　　当我们谈论抗战遗址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远比这些更为广阔深邃。一面是侵略者铁蹄践踏留下的耻辱印记——那些殖民统治的机构、经济掠夺的据点、进行奴化宣传的场所；另一面则是中华儿女在绝境中奋起反抗所铸就的光荣坐标——那些抗日政权的办公场所、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与新四军挥洒热血的战场。二者共同构筑了民族在特定时空下的完整记忆。

　　例如，由南京市中山北路3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发出的指令，至遍布城区的伪政府机构粉饰出的傀儡门面；从位于香铺营22号从事文化渗透的伪“中日文化协会”，到散布“大东亚共荣”论调的“南京放送局”；乃至强行建于五台山实现精神殖民的“南京神社”——这些星罗棋布的空间节点，共同编织成一张严密而令人窒息的控制之网，将整座城市笼罩其间。这一切充分表明，日军的侵略行为绝非偶发或失控的军事暴行，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具有严整组织架构，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殖民统治。

　　这些历经八十余载风雨、至今仍然存在的建筑遗址是见证者，发出最为铿锵的历史证言。以江苏路39号原侵华日军宪兵司令部旧址为例，其建筑本身散发的阴森气息，即是对当年在此发生的刑讯与秘密处决的无言控诉；它与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旧址之间仅数百米的空间邻近关系，亦直观揭示了日军对伪政权特务机关的直接监视与操控。

　　利济巷2号及18号，即原“东云慰安所”与“故乡楼慰安所”，其内部被刻意分割为狭小单间的建筑布局，是日军推动奴化制度的铁证。面对部分日本右翼势力以“军妓”等说辞混淆视听的企图，这些遗存的空间形态与功能设定成为最直接、最彻底的驳斥。这些“沉默的证人”将历史罪行牢牢锚定在具体的时空坐标之上，足以使任何否认与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陷于荒谬。这些遗址，就是以砖石书写的、永不湮灭的历史确证。

　　然而，南京的城市记忆并非只有血色与苦难。在高压统治的缝隙中，抵抗的力量始终顽强存续并生生不息。南京的城市空间，既是承载深重苦难的场域，更是展现不屈抗争的舞台。我们不仅应关注草鞋峡、江东门等大规模屠杀丛葬地所象征的悲痛与屈辱，也须识别那些隐于街巷之中、闪耀着抗争光辉的历史坐标。现有调查成果已清晰勾勒出一幅南京的“抵抗地图”：“横山抗日民主政府”“溧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送驾党支部纪念馆”……这些地名本身，便是穿透黑暗的历史光芒。

　　苦难与抗争，如同这部城市交响曲中密不可分的双重主题，共同谱写了南京在黑暗岁月中的复调叙事。一方面，是日伪政权严密的殖民统治网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南京地下党组织与之进行的殊死斗争。通过空间上的并置与对照，我们得以超越单一的“受害者”叙说，看到一个在血泊中挣扎、在压迫下奋起的民族形象。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依然屹立的根本原因！这种坚忍不拔、向死而生的抗争精神，与其所遭受的苦难一样，皆应成为民族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

　　讲述苦难，并非为了宣扬仇恨，而是在警示世人和平之珍贵；讲述抗争，则是颂扬不畏强暴、坚守尊严的民族气节。这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所应秉持的理性态度。关于南京抗战遗址的调查，正是对时代与历史命题的深刻响应。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保存，更在于“激活”历史，让冰冷的建筑开口“说话”，让沉默的空间讲述过往。这些遗址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现场教材”。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等数字化技术，将这份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城市地图”完整、准确地传承后世，让更多人在历史回望中探寻和平的真谛、理解和平的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5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