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裁（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巴蜀唐诗之路简图。作者提供

　　近年来，唐诗之路研究蔚然兴起，这是唐诗学领域对金克木先生四十年前所提“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的迟到回应。唐诗之路研究表现出对地理和空间的强烈关注，它要求学者走出书斋，走向山川和田野，考察唐代诗人留下的诗路史迹，捕捉至今仍依稀可辨的文学地理细节，深化对于文学生产空间场域的认识，并采集原始文献，拍摄影像，绘制图表，在此基础上开辟唐诗研究的新境。

　　唐代诗人多入蜀，从初唐四杰一直到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大大小小的诗人络绎不绝地进入蜀中。他们行走于巴山蜀水之间，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诗路文化遗存，我们可以称之为“巴蜀唐诗之路史迹”。这一概念兼具时空两方面的属性。以时间而论，它既涉及唐诗中书写的前代巴蜀史迹，如蜀道开辟的传说、前汉扬马的文章、蜀汉王朝的风云；也包括因唐诗的流传而在后世生成和演变的史迹，如杜甫草堂、浣花溪和薛涛井。从空间上讲，一处史迹往往是某个具体的地点，这些地点一个个串连起来，呈现出路线的形态，且因唐代诗人的行走而具有空间流动的特征。同样，作为限定词的“巴蜀”，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巴蜀”其空间范围并不一致，笔者在《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论》一书的绪论中就此进行过深入讨论。要而言之，“巴蜀唐诗之路史迹”是当下唐诗之路语境里的新概念，其地理空间的边界既不同于唐代的巴蜀，也不同于当代的巴蜀。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概念与“蜀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结合唐代诗人在剑南三川及山南东道忠、万、夔诸州的行踪，巴蜀唐诗之路涉及的地理空间可以限定为唐代的戎州（今四川宜宾）、雅州（今四川雅安）、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四地连线而成的区域，大体与四川盆地重叠，而排除唐代山南西道的巴山以北地区，也不包括今日四川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具体说来，巴蜀唐诗之路由以下五路一枢纽构成：

　　一、金牛诗路。起点金牛驿，经五盘岭、利州、剑门关、剑州、绵州、鹿头关、汉州，至成都府天回驿。

　　二、嘉陵诗路。起点三泉县，沿嘉陵江而下，经利、阆、果诸州，至合州汇入涪江处。

　　三、涪江诗路。起点龙州，沿涪江而下，经绵、梓、遂、合诸州，至渝州汇入大江处。在唐代，合州至渝州江段，称涪江而非嘉陵江。

　　四、蜀江诗路。起点成都府江渎庙，循大江沿线眉、嘉、戎、泸、渝、涪、忠、万、夔诸州，至巫山神女庙。

　　五、巴山诗路。也可称作“巴水诗路”，大体对应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篇二六之“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与前述四条诗路的单一线状不同，巴山诗路由多条较小线路组成，整体呈网状特征，其中相对重要的是自集州南下经巴州、蓬州至渠州一线，以及自今万源市经唐宣汉县、开州至万州一线，后者部分与天宝荔枝道重合。

　　六、诗路枢纽成都。唐代诗人入蜀，多自长安南下，越秦岭，过汉中，经金牛道至成都；出蜀时一般自成都舟行，顺流而东可直至荆州，再循大驿道北归长安，从而形成一个环状的空间移动轨迹。所以，成都府既是金牛诗路的终点，又是蜀江诗路的起点。

　　巴蜀地域广阔，其内部各州府的文化发展程度并不均衡，这相应地体现在诗路生态的盛衰差异上，具体就是诗路行走的诗人以及相关的文学创作之数量多寡。成都是“见史以来，中国西南部最重要且恒久性之政治军事中心”（严耕望语），是巴蜀地区的交通枢纽，从而也是巴蜀文化的地理枢纽和巴蜀唐诗之路最重要的节点。因其相对国家政治中心而言地处西南，所以长期以来，自长安出发，越秦岭，经汉中，往南偏西方向历五盘岭、剑门关、鹿头关至成都的金牛道是最繁忙最发达的交通命脉，也是诗人入蜀的首选路径。故上列诗路五线一枢纽，以枢纽成都和金牛诗路最为重要。涪江流域在唐为剑南东川属地，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治所，受此区域行政格局之影响，涪江诗路的表现大有可观，青莲、射洪两地，更是这条诗路上的两颗明珠。自成都府沿大江直至巫山，顺流而下，一日千里，鲜少舍舟登陆徒行者，故沿线的诗路遗迹留存并不算多，戎、泸、渝、涪诸州，实已接近巴蜀地域文化区的南部边缘；夔州则因其地处峡口，众水所汇，其重要性仅次于成都和梓州，又因瞿塘滟滪，断阻行程，行李往来聚集为多，故是蜀江诗路一重要节点。嘉陵诗路之三泉县至益昌县桔柏渡区间，部分与金牛诗路重叠，桔柏渡沿江以下，阆州人文蔚盛，其余较为萧条。巴山诗路所在集、巴、壁、通、渠诸州，在唐代地处偏陋，前蜀吏部侍郎韩昭卖官鬻爵，时人有“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巴蓬壁集，侍郎不惜”之语，可见此数州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相较前述各条线路，更为冷落。

　　各条诗路遗存的史迹，可分景观和地名两大类。实地景观较为复杂，多是曾经诗人题咏或留存有唐诗故事的山川形胜，其自然地理状貌千古如斯，并无改易，然而附着于其上的人为遗迹，随着朝代更迭、时间推移，渐次荒没于草莽丛林之中。诗路记忆沉睡在文献记载里，但并没有消失，一旦这种记忆被唤醒，修旧起废，重建景观，就是官方或民间常见的行为。巴蜀地区叠加宋元和明清两次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荡，现存唐诗之路的人为遗迹，宋代及其以前者多为摩崖石刻，和诗路主题有关联，但不密切，而关系密切的驿道设施、诗文碑刻、名人祠墓、亭台楼阁等等，现今遗存中价值较高者，时间多在明清以后；另有大量新建景观，集中在最近五十年之内，其文物价值究有几何固毋庸辞费，那些缺乏确凿文献支持的“假古董”更是常常招致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但就诗路研究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正呈现出诗路文化阳春气暖、萌芽日长的状态，倘能历经岁月而不废，也必然会成为后人眼中的诗路文化遗产，此即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义。地名史迹，在这里专指古代的文化实物荡然无存，今日也未见有景观重建，但其名称却保存着丰富的唐诗之路文化信息，它不仅是位置的标识，也是诗路的注脚，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唐诗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唐至今，很多地名都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名称改变和位置漂移，这和诗路文化在历代的空间衍变和传播息息相关，是研究过程中需要着重予以关注的。这类史迹既可能一直从文献到文献，以地名形态保存在方志等典籍之中，也可能在某个时期因缘际会，转化为实地景观。基于唐代交通路线的实际走向，把这些景观和地名逐一串连起来，就能准确地绘制出巴蜀唐诗之路的路线图。

　　当然，正如金克木先生明确指出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作描述性的资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唐诗之路史迹的现地考察是诗路研究的起点，简锦松先生的现地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可以提供非常宝贵的借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诗路史迹的现地研究并不具有“文学地理学”那样独立的学科性质，它仍然只是唐诗研究工作的文献爬梳和清理环节，只不过，在传统的唐诗研究中，这一工作多是在图书馆进行，唐诗之路研究则要求学者回归文学历史的地理空间，像唐代诗人那样，走向全国的山程水驿，走向唐诗地理的深处，把研究的基础牢牢构筑在大地上。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