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首席专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千年来传颂不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日新又新，是人生的进德修业，是国家的革故鼎新，也包含着文化的返本开新，更升华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哲学境界。

　　进德修业的“日新”

　　《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的内容不仅是知识和能力，也包含品格、道德和情操的提升。对莘莘学子而言，努力学习、不断进取，乃是人生正途，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本义。历代的家教、家训、家规，无不在这方面加以引导和弘扬。于是，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等故事家喻户晓，与唐诗宋词一起成为启蒙教育的素材，也成为我们儿时记忆的一部分。可以说，自强不息的精神本色浸润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后羿射日，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险阻的崇高品质。

　　“日新”也体现在对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王阳明在龙场驿悟道就是很有名的例子。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在龙场驿安静而艰苦的环境中，他反复思索推敲，终于一朝彻悟，创造了阳明心学，使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进入一个新境界。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连续性的本质是持续的传承与持久的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独特的知识创新轨迹：汉字、中医、京剧等国粹；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等科技；汉赋、唐诗、宋词等文学；科举考试、察举征辟、郡县民本等治国经验与制度创新。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揭示了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与卓越成就。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笔触描绘盛世景象，抒发壮志豪情，让唐诗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到了宋代，兼容婉约与豪放风格的词体成为文学的主流。元代社会动荡，文人仕途受阻，杂剧和散曲成为他们抒发情感、批判现实的重要方式。元曲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特点，受到百姓的喜爱。明清时期，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一批伟大的小说以宏大的叙事和丰富的人物塑造，对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书写。这些不同的文学形态，是不同时代精神的产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璀璨星河。

　　“日新”精神不仅在文明的词典里，而且存在于人生实践、社会生活之中。“日新又新”要求个人不断反省、改进，追求道德与智慧的提升。这种持续进步的态度有助于个人在道德、学识和能力上不断突破。“日新又新”还意味着要不断更新知识，跟上时代发展。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制度，历史上的进步通常源于对旧有模式的突破，只有不断更新，社会才能保持活力。

　　政治变革的“日新”

　　“日新”也是文明的更新，始终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中革故鼎新的步履。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谱系，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经历颛顼、帝喾、尧、舜，至于夏禹以及夏朝的建立，华夏文明诞生。黄帝至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启立国的家族世袭是重大的历史转折。

　　夏商周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也有损益和变革的一面。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在这里，“因”展现的是延续，“损”则体现了变革。比如，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在因革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而无论是伊尹辅佐商汤，还是周公在西周建国中创建礼乐文明，都标志着时代的变革。“殷周革命”在《周易》那里，就是“革故鼎新”。

　　西周礼乐文明灿烂辉煌，接续的东周即春秋战国却遭遇衰败，礼崩乐坏。革故鼎新再次成为时代要求。从管仲到子产，从李悝的《法经》到胡服骑射，各个方面的改革前后相继、此起彼伏。其中，商鞅变法影响最深远。商鞅变法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出发，其革故鼎新的范围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政策、科技种田；涉及人事制度、法治措施、郡县制及其以下的基层政权建设；涉及军事组织、武器装备以及军功爵激励机制等。大到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小到度量衡标准的统一制定，秦国的变革系统而深入。商鞅变法从实践和理论上推进了革故鼎新思想的深化与弘扬。“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革故鼎新往往受到惯性和惰性的阻碍，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历史挑战中，唯有勇于正视时代问题，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突破陈法旧政的桎梏。正所谓“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大胆的求变意识、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坚定的执行能力，是商鞅变法取得成就的关键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礼”不一样，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齐桓晋文，各有不同的霸业路径。改革是非常之事，要成就的是非常之功，故需要有非常之人，需要高度智慧。商鞅变法之后，经过120多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外交角力，秦始皇终得以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中华文明从此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开创了新纪元。

　　秦建立以后，如何治理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却是一个新课题。革故必须要有鼎新，革故鼎新就是国家治理的探索过程。秦朝的统一只维持了短短15年，继起的两汉却各有200年左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论断指明了治国之策的改进重点，即完成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政策转变。

　　汉初，“黄老无为”的治理方策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历经孝惠、吕后和“文景之治”，汉初60余年间，战争的疮痍被抚平，出现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的康乐局面。汉朝人把秦制与秦政区别开来，革故鼎新不只是王朝的更替，更是制度的更新。在后世的历史叙事中，秦政“刻薄寡恩”，与周人的“礼义仁德”形成强烈对比。汉朝继承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却改变秦朝“以吏为师”的治理体系，这就是所谓因袭秦制而变革秦治。到了汉武帝时代，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理体系，并以“独尊儒术”的教化口号为名。独尊儒术是为了统一大众的思想和价值观，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这种治理体系和思维奠定了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仅政治秩序趋于稳定，社会风俗也得到了教化。

　　汉武帝的改革是对商鞅变法以来制度沿革的总结与完善。从秦皇到汉武，赓续上古时期中国历史因革损益的长期成果共同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华夏文明，被更清晰地定义为“汉文明”。

　　开放包容的“日新”

　　任何一个悠久的文明，不仅要善于整合内部要素，还要能够应对外部冲击。汉唐之际，华夏文明受到外部的两大冲击——佛教入华的文化冲击和五胡入华的政治冲击。而中华文明的应对之道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继往开来、返本开新。思想的相互交织、民族之间的交融，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开放姿态，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彰显出“融同化异”的坚韧特性。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合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学说。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但是，当时的儒家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还存在不足，尚未完全满足民众对生死、宇宙等终极问题的解释需求，加上汉魏之际中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思想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佛教的冲击是巨大的，魏晋玄学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辩论，直接挑战了儒家名教秩序。唐宋之际，张方平甚至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儒学思想家们在借鉴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韩愈、李翱开其先，北宋五子继其后，进而发展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他们努力挖掘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性理之学，援佛入儒，畅谈义理心性，满足汉唐以来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需要。由此，佛教不仅实现了中国化，而且补益了儒家思想的不足。亚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在唐宋以后的中国结出了丰硕成果，而这些成果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继往开来、返本开新而浇灌实现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过几次游牧民族冲击农耕文明的现象，在西罗马帝国的场域表现为蛮族入侵，在中国中古时代则有五胡入华。五胡入华时期，北方的所谓五胡十六国，以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南北分裂而结束。5世纪末期冯太后和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借鉴中原政权的改革措施，本质是与时俱进的汉化革新，它是重建统一的第一步。北朝的汉化改革扫平了南北统一的制度障碍。6世纪前期“六镇起义”以及尔朱荣被杀后北魏的分裂，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反拨，也是对改革的消化。“太和改制”以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速了北朝的民族融合，最终为新的中华大一统创造了条件。

　　隋唐王朝就是“六镇军将”后裔建立的新的大一统政权，而且成为中古盛世的高峰。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尊号、唐太宗的“天可汗”尊号，其实就是胡汉一家的政治文化表现。一方面，汉族文化吸纳胡族血统；另一方面，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胡族政权也实现了“日新又新”。胡汉双向融合，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古历史的转折点。安禄山、史思明先后在洛阳和幽州建都，二人都有胡族背景，其崇奉的宗教是祆教，俗称拜火教。经过五代时期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到了两宋时期，形成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分裂政权，出现了新的南北对峙局面——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从安史之乱到宋朝与辽金对峙，断断续续几百年，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胡汉冲突与融合的激烈时期。而辽金政权持续不断的制度更新，不同程度、因地制宜地推行汉化政策。

　　完成南北大一统的元朝同样如此，元朝的行省制度既是对唐宋中书省的传承，又是对唐宋道、路地方监察体制的创新。从北魏孝文帝、辽圣宗、金熙宗到忽必烈，所有的鼎革之变都指向胡汉文化的融合，都经历了胡制融入汉制的历程。北方民族建立统一政权的初期，无不是在中原政权影响下，走出氏族和部落民主制，最终走向中央集权制，总体方向是胡汉融合走向大一统。

　　革故鼎新是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步履是里。表里互动，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过程。元、明、清三朝的革故鼎新，尤其彰显了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守正创新和返本开新。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许多制度成果，比如元朝首创的重要地方管理制度行省制，被明清王朝所继承；明朝编修《元史》，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正史中的一部。当然，明朝也纠正了元朝一些落后的习俗。明朝尤其重视中华主体文化的加强和弘扬，号称衣冠华夏，在东亚地区有重大影响。

　　清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清朝加强了对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边疆地区与中原在制度、文化上存在一定差距，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多元的治理措施，既“因俗而治”，充分尊重边疆地区的制度和文化基础，又“修教齐政”，巩固了广大边疆地区的政治认同，把“大一统”的内涵拓展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中，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不论是胡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追求大一统下的多民族统一，都将通用的语言文字，即汉语汉字，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文字；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即奠定于汉武帝时代又不断发展的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这不仅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的共同体意识根深蒂固且十分强烈，而且清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品格：守正而创新，返本而开新，与时俱进。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闯过了激流险滩，走过了大江大河，克服了一系列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始终保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用大国的历史实践证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依然是我们处变不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大智慧。

　　“日新”是一种实践智慧

　　“日新”是一种实践智慧，创新育新，只有在实践的环节才能得到体现。《周易·革卦》有言，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意思是有担当、有理想的君子，都善于和敢于在复杂的形势下突破常规、因时制宜，甚至不惮于违经合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中国传统文化中用“经”和“权”来形容“常”与“变”的差异。《论语·子罕》有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学习和坚守“道”，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最难得的是“可与权”；正确的行动不仅是依道而行，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通权达变，在重大关头作出迅捷决断。这种辩证思维，成为中华文明应对变局的重要方法论。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圣人不朽，时变是守。”正因为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才能实现连绵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日新”的思想贯穿于古今中国的返本开新之中。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时时刻刻伴随着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克服与对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的回归和坚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哲学观点。大千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这是置身其中的人类的共同感悟，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于，能够在生活与实践中运用变化的观点看待世界之变、因应世界之变。这就是“日新”。

　　“日新”是一种实践智慧、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只有坚持革故鼎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长远发展。“日新”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态度，在坚守文明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明和文化的优秀成果，才有可能始终保持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断融合再生，推动科技创新、思想创新、艺术创新。

　　当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更需要我们以“日新”的思维和勇气迎接挑战。应始终坚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态度，立足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这就是与时俱进，就是守正创新，就是“日新又新”。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