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真（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西北禹迹图  作者供图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对秦王朝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秦王朝向西部探索空间范围的认知。在光明日报现象级的“昆仑石刻”（经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学术争鸣之中，有一个跨越时空的观点得到印证。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青藏高原研究的先行者任乃强先生，早在1948年《康藏研究月刊》第17期《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一文中就推断：扎陵湖附近的大积石山，汉人之最先发现者是秦始皇时采寻不死方药之方士，与今天“秦刻石”的考古发现惊人吻合。

　　任乃强先生的推断依据之一，是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取道匈奴，并没有见过黄河源头。张骞所获得的河源知识来自探索河源的秦方士在西域留下的地理知识。如果没有人见过星宿海百泉涌出之状，就不会有黄河又从积石山重新流出的“重源伏流”之说。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青藏高原早期的人类活动与聚落起源，和盐业分布具有空间关联性。

　　逐盐而居与青藏早期人类活动

　　青海茶卡盐湖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任乃强认为，原始人类嗜好食盐，尤其是以肉为主食的人们，总是围绕着产盐的泉池、海岸生活。所以文化孕育的地点，也多是在食盐供应便利的地区。在《羌族源流探索》中，他提出“逐盐而居”是青藏高原古羌民族重要的生活方式。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高寒的区域，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聚落遗址？这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分布与开发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其中，有两大核心地区值得关注：

　　一是扎陵湖、鄂陵湖区域，有哈姜盐湖资源。“秦刻石”与哈姜盐湖隔湖相望。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在以“尕日塘秦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范围内，已发现众多古代遗存。《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禹贡》所谓赐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族的活动范围，以河源地区为中心，绵延到川西高原，发展成为“多弥”“党项”“白兰”和“苏毗”等部落，共同构成古羌文化核心区。任乃强认为，扎陵湖、鄂陵湖不仅是湖滨水草丰茂之地，其附近的哈姜盐湖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使得这里成为古羌人的盐业供应地和向周边迁移扩张的据点。哈姜盐湖的盐享誉川康藏区，千百年来，果洛、甘孜、石渠、德格等地的藏族民众都到哈姜盐湖采盐、运盐。

　　二是青海湖以西，有茶卡盐湖资源。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沿着湟水抵达青海湖附近，沿着黄河上溯到同德县。宗日遗址第一灶、精美的鱼纹彩瓮、舞蹈纹彩陶盆等，是马家窑文化人群与当地土著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是青藏高原早期民族融合的有力见证。

　　逐盐而行与秦文化的兴起

　　李水城教授在《中国盐业考古》中提出，先秦盐业资源的分布与考古学遗址具有空间相关性。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中，盐业生产和相关的交易活动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盐被誉为“国之大宝”，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文明起源，除了冲积平原与河流阶地、温和的气候、充足的狩猎和采集供给等因素外，“逐盐而居”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影响。王子今认为“盐业考古的滥觞”开启了经济史的新领域，成为研究者无法忽略的重要课题。

　　秦陇地区的古代文明，多与盐池有关。礼县是秦国之根，西陲陵园有秦襄公、秦文公的陵墓。礼县是西周时期秦人祖先非子的牧马之地，《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牛马舔舐食盐后，可以补充营养物质，长得膘肥体壮，这也是非子选择牧场的重要考虑因素。李水城教授发现盐官镇古盐井、制盐作坊等盐业遗迹周边，有13处古遗址，推测盐官镇的盐业开发可以上溯到周代和秦代。

　　秦文化的兴起，与食盐有莫大的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这里“有盐官”，向外的通道也被称为“盐官水”。王子今认为，“盐官”和“盐官水”的优势，很可能早就被秦人祖先所关注，他们控制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使秦人得以逐步发展扩张。但是，盐官镇的盐产量有限，向河源一带的茶卡盐湖、哈姜盐湖寻求更为丰富的盐资源，必然会成为秦人的重要战略选择，盐业资源就成了河源与秦陇之间的纽带之一。

　　因盐而兴的民族交往交流

　　扎陵湖、鄂陵湖畔的哈姜盐湖区域、青海湖西的茶卡盐湖区域和礼县的盐官镇，都是早期盐业的起源地，也是古羌人与秦人的早期聚居地，因盐而聚，因聚成邑。河源地区丰富的盐业，除了满足自己部族的需求外，还向东运输到河西走廊与秦陇地区。西周王室的用盐就来自西北的戎盐。《周礼·天官·盐人》载“王之膳羞，共饴盐”。郑玄注：“饴盐，盐之恬者，今戎盐有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控制范围“西至临洮、羌中”，西部抵达羌人活动中心。《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条记载，“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仙海、盐池，即今青海湖与茶卡盐湖。古代羌人将盐湖之盐，通过牛皮包装、牲畜驮运，长途跋涉至陇西等地区进行物品交换。其影响力引起朝廷重视，所以，临羌县在王莽时期被改为盐羌县。《嘉庆重修一统志》载礼县盐官镇的变迁：“盐泉废县，在伏羌县西。”《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九年，于伏羌废城置盐泉县。贞观九年，改盐泉为夷宾。”这些地名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盐业资源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

　　在河源与秦陇的交往中，赐支（析支）是古代羌族的居住中心，值得关注。关于“析支”的诠释，有很多观点。早在汉代，郑玄就提出“析支”是山名，“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三木才在《杂议西域主要西羌部落、西王母邦及“析支”地望》中指出，“析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塔里木盆地中央西南部的“红白山”被战国时期羌人先遣部落命名为“析支麻尔布”，今藏语意为“红珊瑚山”。李文实在《〈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实》中提出，“析支”为藏语河流名称“曲可河”，位于阿尼玛卿山与黄河第一弯之间。南文渊在《青藏人文地理观》中认为，“析支”最初是一种以植物为标志的游牧部族的名称，这种植物是直到今天依然生长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到河湟源头的芨芨草。耿少将在《羌族通史》中提出，“赐”为羌语“海、湖”之意，“支”即羌人自称“子”或“族”的不同注音，远古时期的羌人环居于湖泊四周，并在湖中获得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盐，所以赐支、析支、鲜支可译为环聚高山咸水湖泊生活的羌人，主要分布于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及茶卡盐湖等地区。

　　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指向以河源为中心的民族及其对周边盐业、山川和生态的认识，潜藏着“析支”等部落因气候环境的变化，从塔里木盆地东南部、柴达木盆地东南部到黄河河曲的迁移过程。这种迁徙促进了信息传播，增加了人们对昆仑的认识和向往。《尚书·禹贡》中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在东接河湟谷地，西连河源的广阔地区，形成了古代羌人迁徙的“黄河走廊”。

　　总之，从早期盐业文明起源的视角观察，让我们对河源羌族和秦陇秦人的兴起和交往有了新的认知。秦人对河源的了解，通过早期人类活动和民族交流已经有迹可循，到河源的交通也绝非隔绝阻断。古人逐盐而居、逐盐而行的行为动机，为认识“秦刻石”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支撑。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