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里耶秦简“琅邪献昆仑五杏药” 作者供图

　　青海扎陵湖尕日塘秦刻石经国家文物局定性、定年和定名，现已进入进一步研究和保护阶段。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即里耶秦简“琅邪献昆仑五杏药”与秦刻石“采药昆仑”之间的关系，学界讨论仍显不足。

　　里耶出土的秦代木牍更名方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石刻和简牍在“昆仑”字形和秦始皇遣使采药行为上都能两相印证，而由于考古发现本身的偶然性导致“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简的公布时间要早一些。两者内容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都涉及“昆仑”和秦始皇时代的采药或献药。但是“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简文颇难索解，尤其是东方琅邪与西方昆仑相距甚远，为何是由琅邪献昆仑五杏药？还可以延伸讨论的是，“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的内容为何出现在里耶秦简所属迁陵县的文书档案之中？对“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的深度解读及其与秦刻石“采药昆仑”关系的探讨，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识尕日塘秦刻石。

　　“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简文最早公布时，内容并不完整，张春龙先生对简文的解释是：“这些都与秦始皇求‘仙药’相关。大意是……一个叫琅琊的地方，可能位于今天山东临沂、青岛一带，献上了从一座‘昆仑山’上采集的‘五杏药’。”也就是说，他认为五杏药是采集于昆仑山，由琅邪献上。不过曹旅宁先生很快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诏令中的“昆陯”（昆仑）地望当在东方琅邪，与徐巿上书中的蓬莱、方丈、瀛洲相仿佛。这为昆仑传说提供了新史料。微信公众号“何新文史”更进一步推论此简文证明山东琅琊郡附近确实有一座昆仑（昆陯）山，从而提供了泰山乃秦汉之古昆仑山的一个新的佐证。

　　图一

　　根据图版和相关信息，里耶秦简“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简的完整释文为：“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见图一）。”为了使文意顺畅，《光明日报》“昆仑石刻”（经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学术争鸣版块上，不少学者也将“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的“昆仑”与西方昆仑山亦即“采药昆仑”的“昆仑”相区别，认为这两个“昆仑”不是一个地方。张驰认为，“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的“昆陯”即“昆嵛”，应该与今山东胶东半岛之昆嵛山有关联（还需继续考证）。昆嵛山地近琅邪郡，如此“琅邪献昆仑五杏药”之文意了然。（《关于秦“田翳采药昆陯”石刻的释文问题》，《光明日报》7月2日第8版）鲍强也认为，从语境来说，一般认为“五杏药”与“秋鰝”同出昆仑，不然“秋鰝”之前应重标地名。若是这样，倒可以说明琅琊台附近，也许也有一个名为“昆仑”的地方，因为秋鰝是没法长期保鲜的。（《对“昆仑石刻”的一些疑问》，《光明日报》7月4日第8版）王宁认为“昆陯”即“昆嵛”属于臆断，山东昆嵛山也是较晚才出现的地名，琅琊台附近有“昆仑”地名则纯属猜想。（微信公众号“群玉册府”6月17日）

　　秦封泥“琅邪司马”印文作者供图

　　“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见图一）”中的“琅邪”，不少学者解读为琅琊台，即今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胶南琅邪镇台东头村西琅邪山顶），联系“采药昆仑”石刻，认为“五大夫翳可能真采到了药并在琅琊台献给了秦始皇”。日本学者鹤间和幸就认为，位于东方的琅琊之所以会献上西方昆仑的五杏药，是因为“在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时值始皇帝第五次巡行，在他病危之前，琅琊郡将得自西方昆仑的五杏药献上，如此推测似更为妥当”。（《关于始皇帝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光明日报》7月28日第8版）但是，“琅邪献昆仑五杏药”，是说献药的主体是“琅邪”，而不是说在琅琊台献药，琅邪有琅琊郡或琅琊县两种可能。秦封泥既有“琅邪司马”“琅邪都水”“琅邪侯印”等琅邪郡属官吏封泥，也有“琅邪县丞”县级官吏封泥。

　　里耶秦简多见“献”和“献官”的记载，如简8-768“守府下四时献者上吏缺式曰”，简9-1162“临沅献官受迁陵少内【壬】”，简9-165+9-473“廷下献官丑书曰献官吏徒莫智（知）薏□”。临沅是洞庭郡治所，也是洞庭郡献官所在，郡内四时献应是在郡守府汇总之后上行中央。就此而言，“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见图一）”中的“琅邪”也更可能具体指代琅琊郡守府。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琅琊郡的郡治并不在琅琊县或琅琊台遗址。根据里耶秦简8-657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尉徙治即默（墨）（见图一）琅邪守四百卅四里……告琅邪尉，毋告琅邪守。告琅邪守固留费，且辄却论吏当坐者……”也就是说，虽然琅琊郡尉治所迁移到即墨县，但是琅琊郡守仍然留在费县，费县应该就是秦代琅琊郡守的治所。琅琊县治与琅琊台相近，今年在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的营前村北遗址就发现了“琅县”戳印铭的泥质灰陶罐。故而，“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的琅琊不能直接和琅琊台对应，琅邪献药是秦代赋献制度的一般操作，似不必刻意附会秦始皇巡游至琅琊郡或琅琊台的故事。

　　总之，琅琊就是琅琊郡，昆仑就是昆仑山。并不需要强行联系，曲折解释。

　　同时，琅琊郡从西域昆仑获取五杏药，需要东西跨越整个国家，包括秦都咸阳，这种困难程度可以想见。那么，琅琊郡为何会献上昆仑五杏药？根据简文，琅邪郡所献的不仅有昆仑五杏药，还有本地海中特产秋鰝（大虾），以及其他奇物。昆仑五杏药当是以产地命名的良药，之前被认为可能是特产于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但是鹤间和幸先生引用久保辉幸关于“五杏药”的两种猜测：一说是五味子，按《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为仙药，地位崇高并确有药效；另一说可能是该书中提到的“五茄皮”。《金匮录》中有“鲁宣公之母饮五茄酒而不老”的记载。无论如何，都属于里耶秦简9-1305+9-1739“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中的“良药芳草”。我认为，五杏药应该是最早发现于“昆仑山”，故以昆仑五杏药命名。它不是琅琊当地所谓“昆仑地区”的五杏药，也不是昆仑几千里外的药，而是琅琊郡献上了名为“昆仑五杏药”的这种良药。里耶秦简中见秦始皇时期“求药天下”，搜刮天下奇物的记录，如7-105“（见图一）求药天下其县所有（见图一）”，8-769要求各地献上鲛鱼和山今鲈鱼，其实都是根据某一地已知特产向全国发出的调查通知，而琅琊郡恰好有名为昆仑五杏药的良药，以及本地特有的大虾和其他奇物。因为这一系列操作成为常态，最后秦始皇陵中才能“奇器珍怪徙臧满之”，满足了始皇帝极大的占有欲。“琅邪献昆仑五杏药”应该是秦始皇“求药天下”的反馈。

　　最后，我们可以再梳理“琅邪献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它（见图一）”简文、尕日塘秦刻石“采药昆仑”等相关事件的关系线，同时解释“琅邪献昆仑五杏药”为什么会出现在里耶秦简迁陵县中。如果尕日塘秦刻石“采药昆仑”是秦人第一次前往昆仑山采药的记录，那么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仑”，首次获得了“五杏药”等良药，并以“昆仑五杏药”命名；随后下发诏令让各地寻查是否有类似良药芳草及奇物。诏书到达琅邪郡之后寻得“昆仑五杏药”、秋鰝及其他奇物，回复并献上。而该文书同样会到达迁陵，迁陵都乡回复无此“良药芳草”（简9-1305+9-1739不一定是对此次寻查要求的回复，但若寻“昆仑五杏药”当也回复无）。总体上看，秦代迁陵县对四时献比较尽力，但良药芳草奇物一类特殊的献执行不力。“琅邪献昆仑五杏药”发往洞庭郡迁陵县，当是以琅琊郡作为标杆，要求各地再深度寻查，并对各地特产资源进行详细摸底，是秦始皇时期物产资源调查工作的体现，也是中央政权加强地方控制的手段。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