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平兴（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成晓军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迄今，专门以曾国藩与其四大弟子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尚付阙如。成晓军教授新著《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以其参与整理《曾国藩全集》所积累的一手资料功底为基础，融合其多部相关研究著述之精要，系统探讨了曾国藩与其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之间的师承关系，深化了“曾门四大弟子”的研究。

　　曾国藩力倡“以汉赋气体为文，力追韩昌黎雄奇瑰玮之境”，有效扭转了桐城文派的衰颓之势，成为当时桐城派文论“中兴”的旗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在清末民初，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以“学案体”系统梳理了桐城派的构成与传承；现代学者肖晓阳则在《湖湘诗派研究》中还原湖湘诗派面貌，并于《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中叙述该派兴衰。这些著作大体着眼于桐城派、湖湘诗派整体的视角，将“曾门四大弟子”作为对象简要叙述。

　　而这部书，则以五部分结构勾勒了其四大弟子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历史影响。引言聚焦曾国藩“家法”如何塑造弟子的古文风格与经世理念；后续各章则阐释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对弟子的具体影响，以及弟子们的师法与创新。

　　作者并未局限于文学形式研究，而是将古文创作置于经世致用的背景中，揭示其与政治实践、教育改革及外交事务的深刻关联。例如，通过分析黎庶昌《拙尊园丛稿》中的外交文书，论证古文写作如何成为士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工具；通过解读吴汝纶的教育主张，展现古文家将传统文论转化为现代教育理念的努力。该书还以传统的“师承”关系为切入点，揭示了文化传承的复杂机制。

　　曾国藩对门生之影响是多方面的，该书着重探讨其于古文层面的沾溉。清咸同年间，桐城文论能再度振兴，曾国藩及其弟子厥功至伟。该书作者指出，“就古文（散文）、诗词方面而言，受其影响最为突出者，当属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其师承内容，概其要者，可归纳为四个层面：

　　其一，强调“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桐城文论的本质是“文道结合、因文见道、文以道约”。曾国藩在继承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宗旨的基础上，融入了“经济”（经世致用）、机神。四大弟子秉承曾氏不尚空谈的治学旨趣，如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黎庶昌的《上皇帝书》等，皆为针对时弊的策论，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精神。

　　其二，重视“修身养志”的道德与人格塑造。曾国藩深信“文如其人”，要作好诗文，必先学好做人，常以“志以帅气，器以养志”教导弟子，强调内在修养、远大志向和坚毅品格是立身立言的根基，将道德人格的塑造置于诗文创作之先。

　　其三，“因声求气”古文创作心法的创造与传承。“因声求气”乃是曾国藩文论的精髓，即通过诵读的声调、节奏（声）来体会和把握文章的精神、气势与韵味（气），再由“气”贯通“意”“辞”与“法”。曾国藩亲自指点诵读、批改文章，传授此心法。张裕钊深得此道，其文风“精悍”“简峻”，被认为是“得桐城之声音”，为曾门四弟子中谨守“家法”的代表。

　　其四，凸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师承特色。师承并非墨守成规，四大弟子在曾国藩文论的基础上多有创新。例如，黎庶昌提出“因时适变”的文学发展观；吴汝纶则在治经过程中，运用中学与西学比较的研究方法，不仅承认西学有其优长，更尝试以西学新知来审视、质疑乃至修正传统中国经学研究中的某些不足。

　　学术师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基础在于“师”这一社会身份，其发展在于“徒”之禀赋与兴趣。曾国藩与四大弟子的师承关系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并对当时文坛产生深远影响。曾国藩旨在培养能“治国平天下”的实干家，非仅书斋学者。薛福成、黎庶昌的筹洋、外交之才，皆在曾国藩门下历练而成，朝夕相处，言传身教。曾国藩的言谈举止深刻影响弟子，此“亲炙”为师承中最深刻环节。

　　曾国藩常通过精研弟子的文章，因材施教。在他的日记中，常有亲自“圈批”与“点定”弟子文章相关记载，如“阅张廉卿近所为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为加圈批五首”等语。即便弟子离开，前往他处任职，师生间仍保持密切书信往来。曾国藩在信中继续关心他们的学业、仕途和生活，答疑解惑，鼓励鞭策。也正因如此，“张裕钊振起于前，吴汝纶张帜于后”，燕赵大地“新学兴起，古文兴盛”。

　　作者既纵向梳理弟子与曾国藩的传承，亦横向辨析四人异同。例如，对比张裕钊的“守成”与吴汝纶的“开新”，分析黎庶昌的“务实”与薛福成的“前瞻”，这种细致的对照，不仅突显了四人各自的学术取向，也进一步阐释了曾国藩学术思想在四大弟子身上的流变与分化：张裕钊偏重古文辞章与书法，坚守传统；吴汝纶贯通中西，致力教育革新；黎庶昌长于经世致用，拓展外交实践；薛福成在洋务与变法思想上多有建树。这种多维度的比较视野，辅以扎实的史料支撑，并融合思想史、教育史、外交史等多学科视角，立体地呈现出清末学术思想的复杂面貌。

　　书中对曾国藩师生间的书信往来、日记记载、诗文唱和的细致梳理，尤其凸显了学术传承中正式与非正式渠道的交互作用。“四大弟子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则较好地实现了宏观脉络把握与微观个案剖析的有机结合。

　　该书通过细致梳理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的古文师承故事，构建了更为完整的桐城－湘乡派学术谱系，不仅丰富了曾国藩研究，更为我们审视近代古文运动的演进轨迹提供了新的视角。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