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者说】

　　作者：杨越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目前，文化惠民工程已实施了18年。文化惠民从注重“有没有”的基础覆盖阶段，迈向聚焦“好不好”的品质提升新阶段；从强调“普惠化”的广度拓展，转向突出“对象化”的精准供给。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破解当前文化惠民工程中的矛盾与障碍，才能真正让优质文化艺术资源直达基层、浸润百姓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十四五”时期文化惠民展现新图景、新活力

　　“十四五”时期，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惠民新路径，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实践，展现出艺术家群体与人民群众“双向奔赴”的生动局面。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拉近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更拓展革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逻辑。

　　惠民演出实现“精品化+零门槛”融合。近年来，各地以“打开艺术之门”等惠民演出活动品牌为代表，通过财政补贴、院团公益活动、场地让利等方式，将高水平演出票价控制在一定区间，几乎场场爆满，体现出大众对艺术演出的渴求。此类演出普遍增设艺术导赏环节，由专业讲解员或主创人员现场解读作品背景、艺术特色与审美要点，有效降低公众理解门槛，使高雅艺术真正“可亲、可感、可及”。这种“演前导赏+现场体验”的模式，既保障了艺术品质，又提升了观众参与深度，实现了文化供给与接受的良性循环。

　　户外演出打造“流动的艺术风景线”。城市公共空间正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舞台。北京天桥市民广场上的国家级演奏家露天音乐会、西安古城墙下的非遗艺术家表演、上海演艺大世界的公共空间戏剧互动等，将艺术从封闭剧场移至开放街区，以流动性、互动性和在地性为特征，让市民在日常通勤、休闲散步中偶遇艺术、参与艺术。这种“艺术走到群众身边”的方式，不仅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物理边界，更重塑了城市的文化肌理，使艺术真正融入市民生活，成为城市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民夜校回应都市青年的“美育刚需”。面对中青年“上班族”旺盛但易被忽视的美育需求，多地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延时服务，开设书法、绘画、舞蹈、戏剧等夜校课程。这些课程由公共文化场馆聘请专业艺术家或社会组织授课，时间安排契合职业群体作息，内容设计注重实用性与审美性。上海、深圳等地的“白领夜校”常常“秒光”，反映出都市人群对精神充电的迫切渴望。这类错时、增值型服务，正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保基本”向“促提升”转型的关键切口。

　　素人创作激发普通人的“舞台梦想”。从上海中华艺术宫的“素人策展计划”到苏州当代美术馆的“社区艺术画像计划”，再到不少城市的戏剧工坊，越来越多的专业文化机构主动下沉，为普通市民提供创作指导、排练场地与展示平台。普通人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成为主动的文化生产者。这种“人人皆可创作”的机制，不仅释放了基层文化创造力，更在社区层面构建起自我组织、自我表达的文化生态，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感。

　　进一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惠民提质增效

　　进一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惠民提质增效，必须首先把准当前文化惠民推进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绩效认可体系，导致高水平艺术供给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艺术院团、高校等作为优质文化资源的核心载体，普遍以“高精尖”“殿堂级”为价值导向，文化惠民动力不足。即便部分单位因公益考核指标被动开展活动，也易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二是公共文化场馆创新服务能力受限。多数公共文化场馆仍沿用传统管理模式，开放时间固定，服务内容标准化、同质化，难以满足中青年群体错峰、分众、个性化的需求。相比之下，实施社会化运营的场馆则更具灵活性与市场敏感度，能快速响应新兴需求，推出夜校、工作坊、沉浸式展览等多元服务。这种效能落差，凸显了深化公共文化机构改革的紧迫性。三是财政扶持资金投入存在资源错配。当前文化惠民资金分配机制尚不完善，部分项目“重投入、轻评估”，导致内容供给与群众真实需求错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未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四是政府文化治理能力有待系统性提升。面向“十五五”，唯有以更大魄力深化改革有效破解文化惠民提质增效面临的难题，以更实举措精准服务推动优质资源的有效下沉与精准匹配，方能让高品质文化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亿万人民在美的滋养中走向更加丰盈的精神生活。

　　首先，强化激励机制，激活供给主体内生动力。应建立文化惠民贡献度评价体系，将艺术院团、高校参与基层服务的成效纳入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考核指标。设立“文化惠民杰出贡献奖”，对长期扎根基层、创新服务模式的艺术家和团队给予荣誉与物质双重激励。同时，探索“公益+市场”混合模式，允许院团在完成规定惠民任务后，通过衍生品开发、线上课程等方式获得合理收益，形成可持续参与机制。

　　其次，推进社会化运营，提升场馆服务效能。鼓励具备条件的公共文化场馆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管理等方式引入专业文化企业、社会组织运营。政府角色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重点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保障公益属性。运营方则可根据区域人口结构、文化偏好，灵活设置错时开放时段，开发分众化、主题化、体验式服务产品，如青年艺术沙龙、亲子美育工坊、银发数字课堂等，真正实现“按需供给”。

　　再次，建立健全培养机制，畅通社区文化毛细血管。基层文化活力源于群众自身。应系统发掘和培育“社区文化领袖”——如广场舞队长、读书会发起人、非遗传承志愿者等，通过小额项目资助、专业培训、资源对接等方式赋能其组织能力。同步推动社区文化空间线上预约开放，建立“群众申请—志愿管理—专业督导”运行机制，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管理。让“身边人办身边事”，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态循环。

　　最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文化惠民项目全周期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活动参与度、满意度、社会影响力进行量化评估，作为后续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推动数据共享与智能匹配，利用文化云平台分析用户画像与需求热点，实现“精准滴灌”式供给。同时，简化户外文化活动审批流程，明确安全责任边界，鼓励“备案制”替代“审批制”，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松绑赋能。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艺术如光，照亮人心。推动高品质文化惠民活动，本质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体制壁垒，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呼唤我们倾听群众心声，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跃升。当艺术不再高居殿堂，而是流淌在街巷、活跃于社区、生长于人心，文化自信便有了最深厚的土壤和最温暖的底色。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8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