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建军（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现代文坛上，废名（1901—1967）是出了名的“自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废名深信其长篇小说《桥》的艺术寿命“要长过几百千年”（《说梦》，《语丝》周刊1927年5月28日第133期）。1932年，《莫须有先生传》行将出版时，由于这部小说十分难懂，“差不多举国一致”要求废名写一篇序加以解释，他却认为“若说难懂，那是因为莫须有先生这人本来难懂”，并认为“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莫须有先生传》实有一思索的价值也”（《序》，《莫须有先生传》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为黄裳题笺中谈到他对李商隐诗句的理解。作者供图

　　1936年至1937年，废名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编写讲义十二章。抗战爆发以后，他回故乡湖北黄梅避难。1946年，重返北大，续编新诗讲义四章，最后一章为《关于我自己的一章》。他将自己的诗歌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人相比，一面承认他们的诗写得很好，“我是万不能及的”；一面又说：“我的诗也有他们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他们则是诗人写诗，以诗为事业，正如我写小说。”“我的诗太没有世间的色与香了，这是世人说它难懂之故。若就诗的完全性说，任何人的诗都不及它。”（《新诗讲义——关于我自己的一章》，《天津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4月5日第120期）。

　　在写《关于我自己的一章》之前，废名曾于1947年1月5日在北大红楼大礼堂做了题为“我自己的诗”的演讲，给在场的每人发了一份油印的《废名诗选》（共十二首）。他说，这些诗是“非常好的诗，在艺术上最有成就，最完美”（《“我自己的诗”——冯文炳教授在北大讲演》，北平《新生报》1947年1月6日第4版）。1月1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联欢会。废名在演讲中说：“无论中外古今，凡是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像我的……”（《“溪流”不见了》，北平《益世报》1947年1月15日第4版）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废名小说选》。在序文中，废名不满于自己“五十年躲避了伟大的时代”，对其过去的思想作了深刻检讨，但认为他的作品仍有可取、可供借鉴之处，那就是“不肯浪费语言”。1958年，针对长春市一些青年诗人所写的诗在感情和语言上不“节制”而一味“发泄”的毛病，废名说：“我过去写的新诗，比起随地吐痰来，是惜墨如金哩。”（《谈谈新诗》，《吉林日报》1958年1月26日第3版）

　　在学术研究上，废名同样拥有超乎寻常的“自信”。

　　避难黄梅期间，废名撰写了一部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后将这部著作的手抄本亲自送给僧人一盲看。一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废名先生出门时，表示或者能完全接受他那部著作中的高见，也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他说后一层更是他所希望的。”（《佛教漫谭（四）》，《世间解》1947年第4期）废名看过这篇文章，大为不满：“我将《阿赖耶识论》手抄本请他看，只是让他先睹为快，并没有想他另有意见向我提出的意思。这并不是我不谦虚，乃是我本不应该客气的。我曾向他戏言，我的话如果说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世间解》1947年第5期）

　　李商隐有一首绝句《月》：“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关于这首诗的意思，废名问过好些人，没有一个人的答案和他相同。“因此我很有点儿惶恐，难道只有我是对的，大家都不对么？连忙我又自信起来，我确实是对的，请大家就以我的话为对好了。”（《讲一句诗》，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1月12日第3期）

　　废名虽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非常“自信”，但他并非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甚或刚愎自用。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他也会及时修正、从善如流。吴小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记载的一件小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我所知，只要先生一旦认为自己的看法错了，立即公开改正，并勇于自我批评。先生讲陶诗，备课极认真，而丁福保的《陶诗笺注》却一直不曾寓目。某次上课，先生见我拿着这本书，便借去阅读。到下一次上课，先生根据丁氏所引的材料，当堂纠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见先生的虚怀若谷。”（《废名先生遗著亟待整理》，香港《大公报》1983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