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出版人的自白

　　——读《沈昌文集》

　　作者：庄建（《中华读书报》原总编辑）

　　我与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同处一个时代的时间不短。机缘巧合，他做出版，编杂志、编书，历任主编、总经理，我“跑”出版，做记者。都是在北京这地界儿，我在许多场合见到过他。只是在大多数场合，我都只是远远旁观，未曾上前请教。

　　直到细细读了三卷《沈昌文集》（《书商旧梦》《八十溯往》《阁楼人语》），从诙谐幽默的文字中，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出版先生出来，我才感到错过之遗憾。三卷文集，文章皆短，云淡风轻地讲述人生经历——做学徒，上夜校，考校对，做秘书，当编辑，任老总，编杂志。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讲了一个人的出版经历，也道出了出版业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

　　晚年的沈昌文在自己家中 资料图片

　　《八十溯往》《阁楼人语》《书商旧梦》沈昌文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画像与他人素描

　　关于沈昌文，三卷本已介绍了个大概。

　　“我一九五一年‘投身革命’，也就是到出版这行业中来，可说是此型（学徒型出版人）中较早的一人。也不只是职务关系。我从校对员干起，最后当上一社之‘长’，诚如‘文革’中人们对我的‘老底’的‘揭发’，所谓‘夤缘时会’因而‘跻身上层’。”

　　“也许可以在熟人之间吹一句牛，我已经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头在编《读书》杂志，似乎更可以一吹。因为据说这杂志名满天下，至少是一度名满年轻的知识界。”

　　“其实，说五十年，已属夸大。连头搭尾，无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经让你‘颐养天年’了，只不过是自己还赖在这行业里插科打诨混日子而已。”

　　在插科打诨中，沈昌文讲完了自己的出版经历，满足、得意从言语间不时流露出来。

　　沈昌文一生都在学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学习经历与众不同，虽十四岁就弃学就业，做了银楼的学徒，但他喜欢读书，得闲便读，断断续续，“要是把小学、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大概有二十处”。在这样的“拼凑”中，他完成了学业。他的古文和英语，大多是一大清早去上海的公园里免费学的。

　　如何寻找出书和办刊的“定心丸”？怎样做一个有思想的出版家？怎样与作者交朋友，“谈情说爱”？如何形成《读书》的特色……在他看来，关键是学习。在书中，他讲述自己如何向前辈学习，向作者学习，向读者学习，也向同事中的小字辈学习。在学习中，他走过书中的世界，也深谙了世间的种种，于是，他的学识、行事便有了沈昌文独有的气息。

　　在《沈昌文集》中，不仅有上述“自画像”，亦有他与他人的交往，以及他人对他的“素描”，例如出版人俞晓群为沈昌文书籍所写的跋。

　　据俞晓群回忆，他与沈昌文的交往持续了20多年。2009年俞晓群辞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的职位，重返出版一线，重要原因之一是决心追随沈昌文做书。俞晓群坦言，自己做出版已近30年，长期以来，总有一个影子在心中挥之不去，那就是沈昌文。每当他策划一个新选题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扪心自问，如果是沈先生，会怎么做呢？所以他辞去领导职务，重回做书本身。他认为，跟沈昌文做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每回忆起来，常常会让人产生某种痴迷，沈昌文博学、广识、机智、藏拙、低调、幽默、坚忍、包容、厚道、儒雅、个性、老到、轻松、淡定……让他获益良多。

　　俞晓群还写道：与沈昌文交往时，沈昌文已处于人生的老年时期，不过他展示给别人形象的是“寿则多乐”。他的快乐最成功之处，就是使别人也快乐，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他。找他喝咖啡的人不断，找他吃饭的人不断，找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不断，所以他不会寂寞。

　　“以书为中心的

　　思想评论刊物”

　　沈昌文于一九八一年接手《读书》。虽然在文集里，他一再声明，这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毋庸置疑，这是他出版生涯中倾注心血最多的所在。他常抱憾未能在《读书》创刊时加入其中，错过了《读书》初绽时的芬芳，但作为一个后来者，他始终坚守《读书》“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

　　文集中所收录的与《读书》相关的文章，能让读者一探这份纯粹读书刊物的旨趣所在。

　　例如，1984年第一期《读书》的编后语《知识分子——我们的对象》。这篇文章从标题即可看出，《读书》的服务对象是谁。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历经十年磨难的知识分子对信息极度渴求，也需要一个交流思想、探讨各类话题的平台。《读书》“挺身而出”，表明“品调不高、无益于读者的信息”“为明智的编辑所不取”，从学术复苏、思想解放到中西文化碰撞、现代化路径探索，致力于为知识分子提供寻找共鸣和表达自我的空间。

　　再如，文集里收录的一篇《出于无能》的自述中，对《读书》思想性与可读性的讨论。沈昌文认为，读书是一份“思想评论杂志”，搞思想评论，不得不求助于学问家，因为有了学术底子，思想评论方有深度。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因此，《读书》在聚焦经典阅读、学术探讨、社会思潮辨析的同时，又要保障可读性，既避免了“浅尝辄止”，也拒绝“曲高和寡”。这一定位，让《读书》迅速与其他通俗读物和学术刊物区分开来，成了一份独具特色的刊物。

　　文集中还勾勒了《读书》的编辑群体：“陈翰伯先生是精神领袖；陈原先生亲自看稿、定稿；具体运作的，居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文坛的史枚、冯亦代先生。如今诸前辈或离世或退居二线，失去了‘带着干’的可能，现在之事，主要靠我们这三、四个人自己探索。”

　　而这“三、四个人”，说起来也颇有意思。一位是油漆工出身，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连公认的才女赵丽雅（学者扬之水本名），进编辑部前还是位卡车司机。沈昌文在文章中记述，“我们哪敢称什么编辑大家，不过是抱着‘无能、无为、无我’的心思，在前辈留下的路子上摸索罢了。读者常来信夸刊物有味道，可他们不知道，深夜编稿时斗室里的凉意……还有面对海量来稿时的手忙脚乱。好在看到读者说凭着《读书》互相辨认、互相爱慕，这些琐碎的辛苦，倒也都成了值得的滋味。”这段来自编辑的自白，让人能感知在《读书》编辑部这间在知识界知名的“阁楼”里，有囊中羞涩刊纸用劣的无奈，有计较订数坚守特色的焦灼，有每日必到的来信稿件带来的兴奋，最富有的还是编辑为他人作嫁的无怨无悔。为坚持办刊宗旨，他们始终处于这样的“纠结”之中。

　　心迹告白

　　文集中一篇篇幽默、调侃、杂糅自嘲的小文，既是个人性情的流露，更是时代潮流中思想轨迹的记录。

　　比如《天天“谈情说爱”》一文，回顾自己在改革开放后编辑出版的一本俄文译著《情爱论》，“终算在老年昏聩之际，还可以……同众多可爱的新老文人学士，在咖啡馆（多半是美术馆东街22号那家）讨论种种‘情事’”。再如《“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谈“外国文化书系”，“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细读这些文章，可知行文洋溢着“过来人”的通透——欣逢改革开放的契机，既想放开手脚传递多样文化，又需把握分寸。这种心态，通过轻松笔触自然流露，让“心迹告白”既有温度，又有重量。不是吗？在20世纪80年代初，“直白呐喊”未必能被接纳，幽默调侃、杂糅自嘲的文风，便成了一种巧妙的表达策略——既避开了生硬的说教，又传递出对学术与思想的执着追求。

　　重读这些将出版人的困惑、坚守与期待展现得幽默且温情的文字，彼时的历史便不再只是冰冷的叙事，而成了有温度、有性情的“活化石”。

　　“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命题用在这里就是说，‘无’并不真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为其利’的‘有’是有追求，有操守，有容量，有热情，有思路，有服务精神，敬业精神。他们是有一种真正珍惜编辑这个事业的态度的，他们不玩票，不会采取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高雅的，不让他们编了，他们确实很失落很悲哀，这是不可以嘲笑的。”在文集中《阁楼人语》一书的序言中，王蒙曾这样形容《读书》编辑部的编辑们。

　　书中说的那些，我辈听来已有些遥远，但那是一位在出版行业匍匐半个世纪的老者的真心自白。这自白，或许会告诉我们更多未来。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