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育家】

　　作者：张克非、杨易宾（分别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校史研究室主任，兰州大学助理研究员）

　　江隆基 作者提供

　　江隆基（1905—1966），字盘安，陕西西乡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日本、德国。1936年回国后，历任陕西省立西安第二初级中学校长，民族革命大学行政系负责人，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校长。著有《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等。

　　今年是江隆基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他曾工作过的高校，纷纷以多种形式缅怀这位杰出教育家。

　　振兴教育 前驱先路

　　1905年12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陕西西乡县白杨沟村一个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在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时就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后，在李大钊等引领下，认定“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赞同共产主义”。

　　“教育是基础事业”“国家的命脉”；“没有教育就不会有国家的文明”；只有“振兴教育”，才能“实业振兴，科学发达”，才会使我们国家摆脱“痛苦日深”的境地。这是江隆基1926年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振兴教育，后来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下，江隆基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随后，他赴日本、德国留学，边求学边坚持革命工作，还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辩证法者的理论斗争》等理论著作。

　　1936年10月，江隆基完成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的学业后取道苏联回国。次年1月，他出任西安二中校长，开始了教育生涯。他视“教育为神圣的事业”，主张“学校教育要为抗日救亡服务，要以民主精神办学”。很快，西安二中成为全市抗日救亡活动最为活跃的中学，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5月，江隆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负责全校教务。校长成仿吾与江隆基早在德国留学时便相识，对他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精神早有所闻。他向大家介绍，“隆基同志是一条硬汉子”“在国外，他是反帝斗争的硬汉子，回国后，他又是教育领域和抗日救国战线上的硬汉子”。

　　针对陕北公学学制短的特点，江隆基提出教学计划应坚持“稳定且灵活”“少一些、深一些”的原则，精选教材内容，并亲自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和高级班“中国问题”部分讲座。至1939年夏，陕北公学已形成相对完善的新教育体系和有效教学方法，培养出6000多名抗战干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办学，成仿吾任校长，江隆基任教务长兼社会科学部部长。他们带领师生历经三个多月千里跋涉，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抵达敌后根据地，坚持在战时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办学。后来，江隆基撰写了《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等8篇文章，总结华北联大的办学经验。他说，我们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

　　1945年10月，江隆基调任延安大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在校长空缺的情况下实际主持全校工作，成为延安大学转折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延大率先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公共政治理论课，开创在高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公共思政课的先河，他还亲自主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

　　1952年10月，江隆基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在欢迎大会上，时任校长马寅初称赞他“是一位老党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江隆基则深情回应：“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马列主义是在北大，参加共产党也是在北大。在离开25年之后，今天我是回娘家了。”

　　在北大期间，江隆基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到校不久，他便组织党员骨干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积极发展党员。1956年，他兼任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加强团结是办好北大的关键”，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制度。他促使各院系组建教研组和教学小组，将教师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有效结合，推动教学、科研水平整体提升。

　　江隆基一贯主张“教学第一”，认为学校核心任务是培养人，一切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展开，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强调教学必须坚持“科学与生产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人才培养要对接国家建设需求，加强与产业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联系，实现产学研紧密联动。

　　江隆基在北大工作的6年多里，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教学、科研、管理成效显著。时任教务长周培源教授认为，这期间“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9年，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他刚到校就深入开展调研，不久即以“全面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为题作首次工作报告，有针对性地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提出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关怀教师工作生活等三项重点任务。他通过不懈努力，收回了此前被分离出去的中文、历史、经济文科三系，恢复了兰大综合性大学文理兼备的学科架构。

　　在兰大7年半，江隆基以教育家的眼光和胆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育人标准，认为“教学质量是衡量学校教育的基本标准”“以合格的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并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工作。他诚恳邀请老教授带头上基础课，扶持骨干教师打造优质基础课程，将化学系主讲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课程的教师陈佩芳、鲍启申、张光、张汉良树立为教学的“四大台柱”，显著提升了全系的学生培养质量和学科影响力。他还组织全面优化基础课比例，加强外语教学和学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

　　他提出综合性大学要多承担科研任务，强调基础科学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学术冒尖”和“科研协作”，采取“保障重点、带动全面、扶持学科带头人”的办法，提高有限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1963年4月，他主持制定《兰州大学十年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纲要》和《兰州大学十年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发展规划》，确立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的科研方向和办学特点，为学校科研工作绘就切实可行的蓝图。

　　此外，江隆基还着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高素质教师队伍，推动校风、学风和干部作风建设。

　　在江隆基领导下，兰大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1960年10月被党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迎来学校发展的新局面，被师生们称作校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20世纪50年代，江隆基（左一）与北京大学时任校长马寅初（右二）等在未名湖畔合影。作者提供

　　立足实践 探索规律

　　江隆基通晓英语、日语、德语，长期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经典，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主持教务时，与何干之、何思敬等学者时相过从，切磋理论；还指导胡华等青年教师研读《资本论》，要求他们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结合实际进行学术研究，精心为他们修改文章、讲义，并鼓励发表。他自己更是常常深夜还在油灯下读书、备课、写作。

　　在三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自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客观规律办教育。这是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办教育，均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

　　与他共事多年的辛安亭同志回忆说，“隆基同志最突出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无论顺境逆境，他都能坚持这一点，十分难得”。而这“既要敢于实事求是，也要善于实事求是”，是他“马列主义立场坚定、辩证唯物主义水平高的表现”。

　　1956年2月，江隆基率团访问了苏联的好几所大学，全面了解苏联高校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和科研、思想政治工作等，写了上万字的出访笔记。回国后，他撰写了《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认为学习苏联一定要结合我国的特点，注意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教学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吸收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办教育的有用经验。

　　1959年到兰大后，他全力恢复教学秩序，狠抓教学质量，使学校工作迅速面目一新。他还撰写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试论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文章，结合北大、兰大办学实践，总结经验，探讨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规律。1962年5月，他精心撰写了《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规律性》一文，系统总结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八条普遍规律和重要经验：以政治为统帅，以教学为中心，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合理安排，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结合，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各种必要的教学形式；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则以理论学习为主；科学知识与实际技能相结合，则以科学知识为主；根据既定的教学计划，采用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方法，首先学好基础课，然后学好专业、专门化课程；学习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承认学生学习的差别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兴趣，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发扬学术民主，提倡自由探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调整教师与学生，老教师与青年教师、师生与职工之间以及党与非党、先进与后进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动静结合、劳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结合、大胆创造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这是最能全面体现江隆基高校教育管理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这些真知灼见历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熠熠生辉。

　　曾担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的郭琦同志这样评价：江隆基办教育，顺境时，他的成就比我们更大；逆境时，他能减少损失、快速纠错，犯错更少，核心就在于他更具实事求是精神。

　　兰州大学校园里的江隆基半身雕像。作者提供

　　尊重人才 关爱教师

　　在办学过程中，江隆基“始终以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基点开展工作”，做知识分子的知心人，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思政工作落到实处。

　　1952年到北大后，江隆基“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与教师广交朋友，当时北大有1000多名教师，他差不多都认识、接触过，深入了解他们，充分尊重并发挥其作用”。他高度尊重、经常走访老教授，为冯友兰等一批著名学者配备研究助手。春节时，他还和其他校领导挨家登门给教师们拜年。

　　1954年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突然中风。江隆基闻讯后，立即多方奔走，争取上级支持，组织及时抢救，并派人去医院日夜帮助护理，终于使汤老转危为安。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性格耿直、直言不讳，有人对他颇有微词。1955年，江隆基力排众议，由学校推荐他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北大评定教师职称级别时，江隆基坚持以真才实学为主要标准，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评选出28位一级教授，其中既有冯友兰等老一辈著名学者，也有东语系主任季羡林等一些当时才40岁出头的中年学者。

　　他到兰大后，全力支持化学系主任刘有成教授的工作，并且创造条件，帮助擅长学术研究的黄文魁、陈耀祖等教师组建科研团队，确定研究方向和重点。他还顶着压力，为著名有机化学家朱子清教授增拨经费、配备助手，鼓励他继续从事天然有机物合成研究，并将该研究方向列入全校“五大科研重点”。在这些老师的带领下，化学系形成了良好学风，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成就了后来“一门九院士”的美誉。

　　留美归国的生物学家郑国锠教授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撤销系主任职务、停止科研工作。江隆基了解这一情况后痛心地说：“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教育事业中十分难得的宝贵财富，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力主恢复了郑国锠的研究工作，还主动请他继续担任系主任。郑国锠不负厚望，在细胞生物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核物理学家徐躬耦教授1955年调入兰大，筹建核物理专业，但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江隆基得知后，专门找他深入了解情况，表示全力支持核物理专业的发展，亲自出面协助解决了许多难题，调派了一批青年教师，在1961年成立了现代物理系，增设了放射化学等新专业，为国家“两弹一星”工程培养、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为研制高压倍加速器，现代物理系教职工常加夜班。江隆基批示要求学校奶牛场保证每天供给他们8瓶牛奶。当高压倍加速器调试成功后，江隆基专门到现物系实验室，爬上高凳去看靶室中的束流，向大家表示祝贺。徐躬耦深有感触地说：“现代物理系正是在江隆基的关怀下才有了较快的发展，受到大家称道。”

　　赵俪生教授是著名史学家，江隆基支持他专注开展教学和研究，使他能安心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并讲授中国通史课。赵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一口气讲了五个学期，江隆基经常搬个小板凳在教室后排听课以示重视。赵俪生被史学界同行公认为20世纪后半期在高校讲授中国通史效果最好的学者。

　　江隆基把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教授请到家中，和他交流对教学、科研想法，鼓励他：“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动摇，这是可贵的品质。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等困难时期过去了，再回顾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感到懊悔和内疚了。”看到段一士忽然打了一个寒战，江隆基起身找出仅有的一小包红糖，为他冲了一杯热乎乎的糖水，段一士深受感动。此后，段一士潜心研究规范场理论，取得重要突破，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1977年，杨振宁教授回国时专程造访兰大，对段一士的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赞许。段一士在兰大还培养出葛墨林院士等优秀学者。

　　江隆基尊重教师，主张让教师“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学校工作重心向教师转移，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和宽松环境。他勉励教师提升自身素质，提出六项要求：热爱教育、奉献教育；教好书；具备一定科研水平；既教育他人也塑造自己；爱护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有人评价，江隆基领导高校成效显著，“与他深刻了解知识分子特点、善于团结并发挥其作用密不可分”。

　　严于律己 身正为范

　　作为一名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江隆基始终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大公无私。

　　刚到北大时，学校分配给他一套宽敞住房，入住当天他便在日记中表达不安，告诫自己一定要杜绝特权和享受意识。得知冯友兰教授住房拥挤、图书无处安放，他主动提出调换住房，将宽敞居所让给冯先生，把自己家搬到校内一套较小且没有暖气的住宅。

　　江隆基到兰大的第一天，与其他校领导会面座谈。校办工作人员端出一盘水果糖招待大家。等会面结束时，他叫住工作人员，弄清了水果糖是用于招待苏联专家的，当即表示“大家的盛情，我非常感谢，但不能占专家的便宜”，主动补交了糖果钱。

　　在子女心目中，江隆基既是良师、严父，又似慈母。女儿江亦曼回忆说，1959年她随父母来到兰州，中学读的是母亲工作的兰州女中，大学读的是父亲当校长的兰州大学，但她和同学们一样吃在食堂、住在集体宿舍，上学、放学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她在食堂喝豆面、高粱面糊糊，经常吃不饱，还得利用课余时间摘榆钱儿、打槐花。有一次她得了胃病，想回家住，父亲严肃地说：“现在大家都在勒紧裤带，为国分忧，你的同学能坚持下去，你为什么不能呢？”

　　虽然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但江隆基竭尽全力呵护子女健康成长。在江亦曼的记忆中，由于母亲平时吃住在单位，父亲实际上担负起母亲的角色。他经常为孩子们洗衣服、钉纽扣、下厨做饭，甚至还为妹妹梳头扎小辫。有时，他把围裙往膝头一摊，拿起钉锤、剪刀，当起修鞋匠。周末和节假日，他也会腾出时间，带孩子们到黄河边散步、去影剧院看戏，和他们交流学习工作情况、国内外新闻。

　　“凡是和江隆基同志接触过的人，对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无不钦佩。他在教职工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这不是靠他的职务、资历，而是靠他的工作、品德和作风赢得的。”北大和兰大的很多老教师都说，他们对党的了解和信任，在许多方面是在同江隆基的接触中得来的。

　　1966年6月，深受师生们爱戴的江隆基逝世，时年61岁。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在兰州大学城关校区，江隆基的铜像静穆而立，见证着一代代师生的成长；在榆中校区，横贯东西的“隆基大道”，承载着全体兰大人永恒的敬意和追思。他的精神和教育思想，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化为“兰大精神”浓郁的血脉基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江隆基的贡献与风范历久弥新。他未竟的事业，正由一代代后人接续奋斗；他坚守的理想，正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华。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