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古希腊奴隶与奴隶制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重要问题，其研究重点和书写范式随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全面梳理史料能够发现古希腊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从家内服务、农业耕作到手工作坊生产、矿井开采等领域，奴隶劳动渗透于社会各处。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古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构成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

　　奴隶普遍存在于古希腊社会

　　古希腊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大多数地区都存在奴隶劳动。在前城邦和城邦萌芽时代，早在公元前两千纪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泥板上就出现了带有奴隶含义的词语。在《荷马史诗》所描绘的世界里，奴隶显然也广泛存在。到了古风和古典时代，奴隶更是希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劳士是斯巴达的国家奴隶，构成城邦最主要的奴隶群体。雅典梭伦改革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城邦日益严重的债务奴隶状况。这场改革终止了雅典公民因债务沦为奴隶的情况，但通过战争、买卖、既有奴隶繁衍后代等方式，雅典人仍然保有大量奴隶。在希腊其他地区，债务奴隶同样存在，并且延续时间更长。

　　奴隶在古希腊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家庭至社会均大规模采用奴隶劳动。在伊大卡国王奥德修斯的宫廷里，牧猪奴是他得力的助手；《荷马史诗》中多处暗示战败方的妇女会悲惨地沦为胜利者的家内奴隶。到了城邦时代，大量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是构成希腊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拥有少数奴隶作为家庭劳动的帮手，特别是农耕劳作。相比之下，贵族家庭的奴隶不仅数量多，而且会从事更多社会性劳动，比如有些会被出租到矿山或其他生产场所，为奴隶主牟利。除了个人拥有奴隶以外，有的城邦还拥有一些履行国家职责的公共奴隶。比如雅典城邦本身就使用斯基泰弓箭手作为“城邦警察”，维持城邦的秩序和治安，他们是雅典的国家奴隶。

　　古代作家对奴隶制的态度也透露出奴隶制在古希腊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讨论城邦起源时，就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和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观念里，奴隶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另外，在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对于奴隶处境或奴隶问题的讨论。这种冷漠疏离的态度表明，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体系中，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不言自明。

　　近现代国内外学界对古希腊奴隶制的探讨

　　国外学术界研究奴隶制的传统由来已久，且关注重点和书写范式随社会思潮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其中也包括对希腊奴隶制的认识。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奴隶制作为平等、自由的对立面开始在思想界遭到批判，19世纪废奴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奴隶制似乎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随着奴隶制被废除，学者们开始从实践层面关注古代奴隶制，对奴隶制的思考从纯粹的道德批判逐渐转向历史分析。到20世纪中叶，特别是冷战之后，西方学界试图切断奴隶制与西方文明源头的关联，否认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存在。在美国古史学家摩西·芬利看来，这样的研究思路“已经超出了历史范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对决”。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正是芬利的老师威廉·威斯特曼的《古希腊罗马奴隶制》，书中有意弱化奴隶主剥削奴隶的严酷性，否认奴隶劳动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基础性作用。

　　芬利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其学术观点革新了西方学界关于古希腊奴隶制研究的范式。他指出，“评估奴隶制在任何社会中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绝对的数量或比例，而是使用他们的场合和功能。如果经济和政治精英主要依靠奴隶劳动进行基本生产，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奴隶制社会”。芬利认为，古代社会的各类奴隶群体并不构成单一的阶级，比如雅典的动产奴隶和斯巴达的黑劳士就不相同。由此他又提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分析法的观点，认为自由人、奴隶和农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而是一个动态范围内的地位变化问题。芬利的古代奴隶制研究时至今日仍然在西方学界影响巨大。近年，他的研究在我国学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国内学术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希腊奴隶制问题曾作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大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放置于中西古文明比较的框架内，讨论古希腊作为一种奴隶制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特点。以廖学盛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探讨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原始社会瓦解与早期奴隶制国家产生的原因以及与奴隶制问题联系密切的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这些研究也构成了中国学者对当时的西方学界同领域研究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古代世界奴隶制研究特点的认识。

　　21世纪以来古希腊奴隶制研究的新动向

　　本世纪初，奴隶制研究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界遭受一定冷遇，古希腊奴隶制问题在这一时期也鲜有学者问津。然而，国外学界并未放弃这一领域的研究，甚至进一步拓宽了分析路径和视野。跨学科、全球史等研究方法和视角也改变了奴隶制研究的面貌，古希腊奴隶制与其他时期、其他地域的奴隶制一起被置于更宏观的全球史视角下进行探讨。新文化史的兴起为奴隶制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破除奴隶主视角，将奴隶主-奴隶的称呼从master-slave变成enslaver-enslaved，等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角度，却也呈现出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框架讨论奴隶问题的趋势，需要引起警惕。

　　可喜的是，近几年随着我国史学工作者们构建中国主体性史学叙事的进程深入，奴隶制问题又逐渐重回中国学者的视野。以古希腊史为例，多位专家学者近期发表专题研究，探讨奴隶制对古希腊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解读。黄洋指出，虽然古希腊大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相对有限，但奴隶主的阶层分化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希腊奴隶社会突破了我们对奴隶社会的概念性认识。晏绍祥则认为，古典雅典的奴隶使用非常普遍，即使不直接拥有奴隶的中下层公民，也从奴隶劳动中受益。雅典民主就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主。

　　在笔者看来，目前学界对于奴隶制在古希腊城邦发展中的支撑性作用仍然重视不够，应予以进一步强调。以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为例。斯巴达的崛起建立在对邻居美塞尼亚人征服的基础上，主要由美塞尼亚人转化而来的黑劳士承担了斯巴达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为造就特别的斯巴达城邦模式提供了条件。反过来，斯巴达人深知身处压迫之中的黑劳士可能给城邦带来的风险，又设计出特别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确保统治。可以说，公民与黑劳士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斯巴达城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至于雅典城邦，奴隶制不仅是雅典民主制的基础，也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形成的基础。希波战争之初，民主政治刚刚确立的雅典并非希腊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在波斯人的威胁下，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以举国之力大兴海军的国策。雅典建造海军的第一桶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时刚发现的劳里翁银矿，奴隶正是这座国有矿山中的主要劳动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地米斯托克利的构想能够实现，雅典城邦能够迅速崛起，带领希腊世界对抗强大的波斯，离不开奴隶制的社会生产方式。

　　如恩格斯所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可以说，古希腊社会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奴隶在古希腊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大多数地区被广泛使用。正因为有奴隶制的存在，希腊城邦的公民才得以从繁杂的劳动中剥离出来，享受自由与特权，从而催生并支撑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