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生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为效仿“安倍经济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上任就提出了以“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提供产业补贴、扩大防卫支出”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企图以增加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强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对此，各界评价褒贬不一，但只要捋清“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以及“钱还值钱吗”这三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高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场高风险博弈。

　　“钱从哪里来”？——直指财政扩张与收入困境的正面冲突

　　“高市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首先是增加税收，但高市在明面上不敢触碰，她还需要通过减轻家庭与企业负担来获得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仅废止汽油税暂定税率以及推动高中教育免费就会导致政府收入减少2万亿日元，而目前预计调整后的增税部分仅能覆盖约1.2万亿日元的缺口。因此，各类“隐形增税”实际上不可避免。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批判高市为平衡地方财源而“掠夺”东京都的税收，凸显了大规模减税背景下日本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紧张关系；又如东日本大地震相关的复兴特别所得税下调1%，看似负担减少，但征收期限延长10年，也是一种实质上的增税行为。即使各类“隐形增税”全部算上，也无法解决财政扩张与增加税基之间的严重脱节问题，且这种做法极易导致民众质疑税收的公平性，进而降低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增税效果有限的话，只能通过增发国债来救急。然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高达1324万亿日元，是GDP的2.3倍，在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日本每年的财政支出中仅用于国债偿还本息的比重就占了近四分之一，举债空间日益缩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高市经济学”最危险的特征莫过于在积极推动财政扩张的同时，却缺乏相应的收入支撑。

　　“钱到哪里去”？——暴露财政支出正在滑向扩军备武

　　财政风险不仅取决于规模，更取决于方向。从政策结构看，“高市经济学”显著强化了国家主导型投资，尤其是经济安全与防卫相关领域被赋予高度优先级。

　　高市上台伊始就强调“主体性地推进防卫能力的根本强化”，并利用此次补充预算案将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从原定的2027财年提前至2025财年。日本政府内部更有官员叫嚣“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而为了确保资金来源，高市已决定在2027年设立一项相当于所得税额1%的“防卫税”。这一系列发言和举措清晰反映出防卫支出在“高市经济学”中的关键地位。

　　在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人口负增长难以逆转的大背景下，防卫支出的持续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对日本的社会性支出造成挤压。财政资源加速向军备与安全领域集中，意味着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支持与再分配等维系社会稳定与长期增长预期的关键领域被边缘化。当民生改善停滞、分配压力加剧，社会层面的不安定感与相对剥夺感上升，其结果将是安全焦虑的社会化扩散。此种不安又被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叙事中的“安全需求”，反向为扩大防卫投入提供正当性基础。可见，扩军压缩民生，社会不安放大安全叙事，安全叙事再度推动扩军，最终演变为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钱还值钱吗”？——凸显加息、国债与财政风险的连锁反应

　　如果说财政决定“花多少、花在哪里”，那么货币政策决定的则是这些支出还能否被市场信任。2025年12月19日，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变化，使“高市经济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持续通胀与生活成本的上升迫使央行逐步退出超宽松政策。截至2025年11月，日本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4个月超过日本银行设定的2%目标。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家庭表示生活成本上涨，平均每月生活开支增加9600日元左右。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名义工资在增长，但仍不足以解决通胀侵蚀后的实际购买力下降问题，实际工资连续3年下滑。

　　伴随通胀累积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侵蚀，日本央行在退出宽松政策时所面临的政策困境也愈加明显。随着日本央行正常化利率、长期债券收益率抬升，利息支出在未来数年内可能继续增长，有迹象显示债务服务成本将比过去更快提高，这对日本财政的机动性形成明显压力。日本财务省预测，到2028财年，政府的利息支出将从目前的7.9万亿日元增至16.1万亿日元，如果国债收益率上升超出预期，偿债成本还将进一步飙升。

　　概言之，日本财政将越发陷入两难：在保持扩张性财政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债务可持续性将承压；反之，一旦财政转向紧缩，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面临风险。

　　“高市经济学”或许能够在短期内维持政治支持、提振市场情绪，但其代价正在不断累积。税收来源不稳、支出结构安全化、货币政策空间收窄，这三者相互叠加，使日本经济暴露在一种高度脆弱的平衡之中。真正的焦点不在于股市是否创新高，而在于若缺乏结构性改革、清晰的财政回归路径，以及对安全与经济边界的理性把控，“高市经济学”很可能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危险游戏”。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