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 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陶渊明在《饮酒·自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从陶渊明自序和20首诗的内容看，《饮酒》写于某年秋冬之际。关于这20首诗的创作时间，学界的推论在义熙元年（405年）至义熙十四年（418年）之间纷争不定。现在主张《饮酒》作于义熙十二年者较多。持此观点者认为，在十一至十二年间，颜延之做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居浔阳，与陶渊明结邻为友，《饮酒·自序》所写“故人”当是颜氏。然而，当时陶渊明与年约20岁的颜延之尚属初交，恐难以“故人”称之，诗中内容也不涉及两人交往；《饮酒》20首诗内容，多述辞官之意和归田志趣。据此两点，这些诗篇当作于陶渊明归隐之后数年内。比较辞官初归写作的《归园田居》5首，《饮酒》的创作时间，应当在其后三四年间。我推断《饮酒》作于义熙三年至五年间的某年秋冬之际。

　　萧统的《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这个“意不在酒，寄酒为迹”的说法，引导了后世陶渊明诗歌研究者热衷于从陶诗中寻觅、钩沉“诗酒”之外的“寓意”，论道称儒之外，更将“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萧统《陶渊明传》）作为主旨论析陶诗。

　　钟嵘《诗品》说：“（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现代学者王叔岷，于众多古代诗评中，特别推崇钟嵘对陶诗的品评，认为“虽仅七十三字，既周评又能深入也”。

　　王叔岷将钟嵘对陶诗的品评，概括为陶诗包含三种诗风：质直、风力和风华清靡。质直，义在平淡朴直；风力，义在豪放之气；风华清靡，义在俊逸清雅。陶诗传于今日的诗篇约120余首，可分别归类为这三种诗风。王叔岷认为钟嵘将陶诗做此三个分类“最为有识”。

　　对《饮酒》组诗的解读，我们应将钟嵘对陶诗的三种分类作为重要参考。更重要的是，在对东晋末年从司马氏到刘氏易代的大变局做必要关注的前提下，应深入对陶渊明的诗、文做互文研究，在相互参照的基础上诠释《饮酒》20首诗的命意和诗歌主旨，探讨和阐发陶渊明《饮酒》诗的美学意境和生命旨趣。

　　投耒去学仕，拂衣归田里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饮酒·十》）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饮酒·三》）

　　陶渊明出身东晋世家，曾祖父陶侃曾为晋室宰辅。但家道逐渐衰微，到陶渊明成为一家之主后，父丧妻亡，老母幼子无养。“为饥所驱”，本来安于“茅舍琴书”的青年陶渊明，不得走上“投耒学仕”之途。

　　以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论，“学而优则仕”。“投耒学仕”，即弃农求官，是一条兴家耀祖的功名之路。然而，虽是宰辅后裔，青年陶渊明却并未抱有“功名”的理想，而其“学仕”的追求，不过是“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他为何怀抱这样低的入仕目标呢？这当然有个人现实的原因，即他确实是“为饥所驱”而弃农求官的。

　　除了个人的实际困境之外，青年陶渊明还面临着东晋末年混乱、污浊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中，不仅是“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的理想境界的瓦解，而且是“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饮酒·六》）的混乱无序。这个时代背景，对于入仕者，是很像庄子所描绘的“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庄子·人间世》）陶渊明以诗状写之：“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杂诗·三》）

　　陶渊明在临近30岁才为饥所迫出去追求仕途，大约经历了十二三年的“宦海浮沉”而决绝地辞官归田。“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饮酒·十》）这十二三年的仕途或许给他的母老子幼的饥困家庭带来一些解救，但于他本人却是不堪承受的苦痛。“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这两句诗出自《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后简称《还阻》）。差旅还家被风雨阻碍，本来是自然中人所难免之事。但是，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时任桓玄僚佐的陶渊明却将其归结于“行役之苦”。

明代《陶潜轶事图》局部“葛巾漉酒”

　　陶渊明在仕途上经历十二三年的进退辗转之后，人生的状态是“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十六》）。这时候，饥困缠缚的陶渊明求助于亲友而获得了彭泽县令的官职。这是他人生旅途上最高的职位，然而，他只任职80余天便自我解职了。

　　陶渊明辞官还乡之后即写了《归去来兮辞并序》。他在《序》中自述自我解职的缘由：“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这段自序说得非常明白，他决意辞官归田的缘由是“风波未静，心惮远役”“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是本性使然，受不了官场规矩的束缚。身为老母之子和幼儿之父，他深困于家人“饥冻之切”，但又苦痛于“违己交病”。“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嫁于程家的胞妹（程氏妹）又病逝了。“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

　　关于陶渊明的自我解职，萧统撰的《陶渊明传》称其不愿“束带见督邮”“不为五斗米折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沈约《宋史·陶渊明传》均无此叙述，不知萧统所本何书。萧统还称陶渊明绝仕归田，是“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他这个说法成为后世在陶渊明诗歌中广泛开发“忠愤”寓义的“解陶攻略”，乃至于陶渊明124首诗篇，“篇篇都是忠愤”。

　　在晚年的《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敝，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这是明确重申他绝仕归田的动机是出于自我性情和人生志向。在十二三年的仕途挣扎之后，他决意不再违己从事。“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十》）

　　《归去来兮辞并序》说：“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饮酒·十五》说：“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在《饮酒·三》，他说：“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他自幼至老怀抱着一个独立不移的人生志向。他认为若不能超越于现实的穷达，这平生志向（素抱）就被泯灭了。“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十》）

　　梁启超说：“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超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的主要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他争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明代《陶潜轶事图》局部“与颜延之饮酒”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三》）陶渊明一度投身的官场，是一个虚伪的“为名”而“丧真”的世界。他辞官归田，不仅是要与这个污浊的世界隔绝，而且认为非如此不能坚守他的平生志。他的平生志是什么呢？在《自祭文》中，他说：“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

　　《论语》借楚狂之歌的嘲讽，反喻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弘道人格。庄子改写楚狂之歌，取其嘲讽之义，进而斥孔子画地为牢，缚人以德。陶渊明自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话语显然承借《论语》，但他所谓“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却不是以《论语》的道德义旨立论。他的“迷途未远”和“今是昨非”是具体明确的“投耒学仕”和“拂衣归田”。“迷”是“自以心为形役”，而“觉”则是“田园将芜胡不归”。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

　　陶渊明的拂衣归田，最终义旨是归于庄子的解除“形役”而回归“大化”（自然）。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义同庄子所言“与物相刃相靡”。陶渊明的归心所向，是与名奔利逐的“人间”相对的园林。“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还阻·二》）陶渊明要长辞的“人间”，就是庄子所称的“人间世”。他所要回归的“园林”，乃是庄子逍遥游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

　　竟抱固穷节，厉响思清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饮酒·十六》）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饮酒·四》）

　　陶渊明辞官归田，对田园生活抱着古朴而淳美的向往。他写于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达了他的归耕田园之怀。“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在这两首诗中，陶渊明运用了《论语·微子》中孔子与子路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的典故。他对这些因为避世而被子路斥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的隐者是寄寓着同情和向往的。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这四句诗表明，陶渊明对于孔子圣学“瞻望邈难逮”，放弃了实践的信心和意志。他转向“耰而不辍”“植杖而芸”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追随这些古代隐者。不同于子路对隐者的斥责，陶渊明对隐者的认同和追随，与孔儒的名教之道是背驰的。“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在辞官归田的初年，陶渊明强烈地感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舒畅和欢欣。对于他，田园充满生机，亲密而温馨。在这个天地中，劳作虽然辛苦，但是在与土地的亲近中滋生着无尽的妙趣。“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三》）在这个田园世界，人具有另外的意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田园中的“人”与官场上“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陇亩民拥有淳朴的心肠和率真的容貌。他们生活在自然天地中，而且是自然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一》）陶渊明的归田之志实有社会时代的大背景的催化，但根本在于他的性情之志。他归乡初年，当有不少亲旧劝他复出。田父置酒相邀，好意劝他说：“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感戴田父的善意，但拒绝复出。他回答说：“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九》）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

　　羲皇，即伏羲；黄唐，指黄帝与唐尧。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境界，是以上古圣王世界做想象模板的。树木交荫，北窗下卧；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先生传》）这是极写了陶渊明那以古为寄的超绝自由的心志。

　　然而，现实生活却不是如他的心愿和想象的。“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这样的困境很快袭来，而且经年累月，不可解脱。“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他本是遂志归田，但现实的穷厄又使他身心痛楚。老母与幼子的号啼，妻子的愠怒，这是举家饥困时他不得不面对的。“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二》）孔子游列国，在陈国受绝粮之厄，子路出愠言：“君子亦有穷乎？”（《论语·卫灵公》）陶渊明辞官后的“闲居”，困厄更胜孔子。

　　那个传说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士陶渊明，在贫困至极之时，不得不出门乞讨。他晚年的《乞食》诗说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诗中的陶渊明是真实的，但真实得如此沉痛，与那个写《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还是同一个人吗？“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生命年届四十后的决意归来，形化体衰，唯有心志独存。

　　庄子说：“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陶渊明的“形化心在”当本于庄子。庄子所言，是指斥固执于形体的长生者，不能委顺命运，视死亡为化迁，所以是“大哀”。陶渊明承认自我身体的衰老变化，但不愿放弃他自由高洁的平生志。“心在复何言”，归田的陶渊明面临现实穷厄的挑战，究竟如何安放他这颗心？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自幼蒙受的儒家教育，使儒学成为他少年时代孜孜以求的精神教养。处身贫困的晚年陶渊明，从儒家“六经”中汲取的心灵救济，正是来自那些处穷守节的隐士。他的《咏贫士》七首正是在这困厄的处境中的沉痛呼号。“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一》）“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二》）

　　在所讴歌的多位贫士中，陶渊明最仰慕的是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孔子游太山与之相遇，见其“鹿裘带索，鼓琴而歌”，问他何乐。荣启期回答以“为人”“为男”“行年九十”为“三乐”。（《列子·天瑞》）陶渊明赞荣启期“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咏贫士·三》），以他为自己处困守节的榜样，“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饮酒·二》）。他不是羡慕荣启期的九十高寿，而是敬仰其在人生长穷中的欣然慷慨。“饥寒况当年”，以荣启期为激励，正值当年的陶渊明自己又有何困厄不能承受，而且不得慷慨为乐呢？

　　陶渊明“固穷节”的另一面，就是“抱孤介”。他自喻失群独飞的孤鸟，徘徊无定，去来无依。“日暮犹独飞”“厉响思清远”。这只孤鸟的独飞意向清远，它的悲切长空无应。它是自觉离群，更是勇毅地远翥。当它造致高峰孤松，为其劲风独荣而倾慕，它才获得自己的归宿，而托身千载。这孤鸟劲松的喻象，在展示陶渊明旷世无偶的孤绝的同时，宣示了他遗世独立的孤立气概。“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四》）这就是“抱孤介”。

　　归田后的陶渊明，一方面穷困，另一方面孤寂。他虽然时有交际，但真正称得上朋友的士人是很少的。朱光潜说，与陶渊明“真正够上做朋友底只有颜延之”（《陶渊明》）。然而，这位颜延之却是在刘宋朝廷忙于做官的人，他与陶渊明实际交往的时间只是他为官两度经停浔阳，累计不过1年。王叔岷说：“陶公一生，有朋友，没有知己。”（《陶渊明诗笺证稿》）就是这位颜延之也算不得陶渊明的知己——陶渊明诗文中没有留下颜延之的痕迹。“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一》）这样的喟叹，真是寒士的暗夜孤鸣，在刘宋朝廷中飞黄腾达的颜延之当然是体会不到的。“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二》）如此孤杯对影、时变夜长的沉寂，只有天地逆旅中的绝世孤客才能感识。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陶渊明这深沉无限的孤绝，非但不是被迫或被强加的，反而是他的平生志的追求。“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连雨独饮》）“总发”，即“束发”，指成为少年之际。“总发抱孤介”“自我抱兹独”，都指明陶渊明天性中的“孤介”品格。“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皆尚同”正反对于“抱孤介”。“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八》）这就是陶渊明萌发于少年、终生不渝的“孤介”之志。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