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 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张忠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1912年，旅居日本的王国维写下《简牍检署考》，经由铃木虎雄翻译后连载发表于《艺文》杂志，中文版则于1914年收入罗振玉所辑的《云窗丛刻》，亦在日本刊行，成为简牍学这门20世纪新生学问的奠基之作。2025年5月，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的《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借此机会重读经典，收获颇多。

　　王国维初治学时，以“哲学专攻者”自居，然数年间尽弃前学，毅然转向经史研究，其中固然有他自身学术理路的转变，亦多受罗振玉及海外学人的影响。作为王氏专研史学的早期著作，《简牍检署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作不仅充分彰显了王国维贯通经史的文献功力与缜密深邃的思辨风格，更为近百年来简牍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细密入微的概念辨析，《简牍检署考》确立了简牍的基本分类标准。王氏广泛蒐集传世经史中有关册（策）、简、方、版、牍、牒、札，验证了唐朝经学家贾公彦“简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编之称”之说，并提出以简策与版牍为主体的分类方式，这已成为当代简牍学界的基础共识。此外，该作结合简牍形制与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排布，实开简牍分类整理与研究之先。

　　以传世史料为核心，《简牍检署考》提出并讨论了简册制度的主要问题。王国维依据分散琐碎的文献，创造性地提出“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的观点。尽管此说未能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但文中提出的“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的思考方向，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王氏还考察了简牍书写行数问题，认为“一简行数，则或两行，或一行”，“然以一行为常”；方版宽者称牍，可容字五行；狭者称奏，仅容两行。因为先有了牍为汉制的观念，他将编联的两行书写载体误归为牍。当下学界已明了汉人亦用简册，所谓两行之奏，其实更近于两行简。今天，单行简（札）、两行简与木牍的形态、功能及其组合关系等，成为简牍学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究其源头，同样离不开王国维的开创之功。

　　《简牍检署考》将文献资料与实物证据结合，考察了简牍的形态特征。王国维对简牍外在形制的关注，集中体现于他对检署制度的研究。王氏认为，检的本义为书署，也可指代所书署之物；检虽形制各异，但都“刻线以通绳，刻印齿以容泥”，用作书函之盖。秦汉时代检上仅题“所予之人与所遣之物”，至东晋时方兼题姓名，盖因封印之制渐废不用。今日考古发现，自能修正乃至改写王国维所勾勒的检署之制的发展线索。但是，该作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无疑为二重证据法的提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对于简牍学这门学科来说，王国维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将检署研究的重心从封泥文字内容考释转向对其完整形态和使用方式的还原，在传统金石学范畴之外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这与后来学者倡导古文书学研究，重视考察简牍物质形态和考古属性的取向不谋而合。

　　余嘉锡谈及近世书册制度研究时盛赞：“有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数篇，及日本人岛田翰《书册装潢考》，法人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诸篇，皆不免时有舛误。至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策之制大明。”对比诸说同异，或有助于认识《简牍检署考》之价值。

　　1903年日本书志学家岛田翰以汉字写下《书册装潢考》，细致考述五十余种中、日、韩古籍珍本，被认为开版本目录学之先。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印行于1920年，受此书影响很大。岛田氏与叶氏的关注重心均在宋元以降刻钞本，对于简册制度研究有限。但岛田翰在文首曾以《仪礼疏》所引郑《论语序》为中心略述简牍源流，亦可见其敏锐。

　　1905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发表《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堪称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沙畹的写作直接受到斯坦因及斯文·赫定在西北地区所获简牍的影响，分帛书、木简、竹简、书契、书刀、笔六节，全面勾勒简牍时代的中国典籍。其主要贡献有二：其一，以发展的眼光考证简牍之制。沙畹借助秦汉文献证据反推先秦简册制度，认为汉代经书礼制法律等书，形制一如郑玄注引《钩命决》所载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当是沿用周秦之制；天子诏策未经旧制所限，则定为二尺、尺二、尺一，以“崇其制”。其二，在论述书契制度时，注意到“立单简之契约，尚有用刻木方法者”，结合文献所见“契券”，指出简牍“刻画之齿”的存在，此亦为后来考古发现证实。

　　以后见之明而论，沙畹有关帛书和毛笔起源的认识，王国维对草书、斗检封的讨论，都各自存在疏漏。但若据此否认其学术价值，亦有不妥之处。沙畹关于刻齿的发现、王国维对于检署的探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以各擅其美论之，或许更为公允。在简牍形制这一核心议题上，沙畹未能准确区分简牍含义，所论止于史料编次排列，难免令人遗憾。王国维则不仅提出简牍的分类方式，还尝试探讨尺寸背后的规律，研究深度似更进一步。校注者曾评价，《简牍检署考》证明，中国学者虽然没能在简牍发掘上着先鞭，但在研究方面却是最为杰出的。此语饱含充沛情感，却也不失理性。

　　《简牍检署考》言简意赅、征引甚博，阅读难度很大。2004年，胡平生、马月华曾推出《简牍检署考校注》，为后学提供帮助。本次增订再版，不仅在格式上大有改进，还新增了近二十年来简牍学领域的重要发现。

　　《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除细致校释考订原文外，精华之处还体现在导言及再版补充之中。导言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校注者并未满足于对王国维研究进行评述，而是更进一步，在其基础上展开“简册制度再研究”，将讨论范围扩展到战国至三国时代多种简牍文献，论证王国维“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一说的合理因素。

　　不过，校注者所论亦有可商榷处。以文书简为例：导言认为简牍文书遵循“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规律，并列举了四十余种战国秦汉文书简为证，其中短者约合汉尺六寸，长者约合一尺五寸。但是，《二年律令》及《功令》中均见关于“二尺牒”的规定；西北地区出土实物中，二尺简同样不在少数。是否这些二尺文书都比尺余的简册更加重要？恐怕不宜作此理解。王国维“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的结论自有其价值，“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或也确是文书简乃至各种简牍的一般规律，却不宜视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则。在今后研究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形制尺寸、内容性质、年代地域各不相同的简牍，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或值得注意。其一，再版前言中整理了近年全国各地出土简牍情况，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可惜存在不少疏漏。仅以楚墓论，就缺失了近十种，出土时间、出土地等表述亦未统一。其二，注释部分稍显冗长，诚如两位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所言，较之初稿删减有限。以数倍篇幅校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或足备周全却难免烦琐。且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历史学和简牍学专业学者，个别常识性注文重复出现，似无必要。其三，个别文字不够准确。书中引用书名、作者及引文时有疏漏，如《导言》将罗振玉所辑《云窗丛刻》误作《云窗丛刊》，注引陈奇猷撰《韩非子新校注》写作陈其猷，等等。此外，还有配图质量不佳、繁简转换错误等本该避免的问题，有待将来改正。

　　百余年前王国维写作《简牍检署考》时，所见无外乎斯坦因及橘瑞超在西北地区所得残篇断简，数量极其有限。在地不爱宝的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闻，已经远非其当年能够想象了。如何以前人未见之材料，发前人未有之论说，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借由《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一书，深刻理解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或亦有助于今日学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