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广生（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家谭夏阳在其新著《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发明中国诗》）的开篇，借用英国诗人艾略特之语“庞德是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点明了书名的来由及主题。此处的“发明”，并非技术创造之意，而是融合了发现、翻译、创新与再创作等多重意味。它指向一个动态过程：中国古诗在西方语境中被重新发现、翻译、阐释乃至重塑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赋予了中国古诗新的价值，也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轨迹。

　　诗人庞德与中国古诗在西方的译介，向来是诗歌学界关注的热点。面对同样的题材，该书作者独辟蹊径，在汲取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对语言与诗歌的感受与体悟，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与文化在异域传播的叙事性探索。

　　《发明中国诗》敏锐地抓住了传播中的“误读”与“发明”这一核心理论命题，具有现代阐释学色彩。它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谜案”和故事——如马勒《大地之歌》的唐诗溯源、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读的究竟是哪首中国诗等——展现中国古诗在域外的漫游。与诸多前作一样，书中同样涵盖了意象派等西方诗歌运动，但这本著作更注重个案的精微解读和传播链路的梳理。整体而言，该书堪称一本兼顾学理探讨与文化普及的读物。

　　何为“中国诗”

　　在近代之前的语境中，“中国诗”尚未构成一个概念和命题。古代所谓“中国诗”，通常是指汉字之诗。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发明中国诗》通过对近两百年中国古诗海外传播个案的梳理，揭示“中国诗”在西方视野中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他者”目光下不断被重构的群体。西方诗人如庞德、斯奈德、金斯堡等，并非被动接受一个完整的中国诗传统，而是基于自身文化需要，从中择取与其浪漫主义传统形成差异的审美特质——意象的凝练、情感的含蓄、物我的交融等。

　　书中指出：“意象派推崇中国诗‘只描写具体的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的社会意义’，这正是他们反抗维多利亚诗风的策略。”扎加耶夫斯基在黄昏的雾霾中读一首中国诗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但他读到的并非诗的原意，而是自身处境与诗中“雨的低语”共鸣产生的一个“纯粹世界”。中国诗由此成为一面镜子，西方诗人在差异中发现了自己，也重新发明了“中国诗”。

　　何为译诗

　　翻译，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对翻译的认知却众说纷纭。一般来说，语义的对等或信息的对称被视为翻译的基础。不过，一百多年前，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路。他认为，所有人类语言都分享着一个更高级、更完整的“纯语言”。这种纯语言不是一种实际的、可说的语言，而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的意义总体。翻译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语言碎片的互补，趋近那个完整的“纯语言”。

　　《发明中国诗》通过对翻译史进行梳理，证明了译诗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多种文化共生的发生学场域。书中详细记录了英国翻译家翟理斯与阿瑟·韦利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应如何翻译的论战。最终，韦利等人倡导的自由诗体翻译逐渐成为主流。笔者以为，这并非单纯的技巧胜利，而意味着诗歌翻译的重心从外在格律的模仿，转向了对内在诗意和感知方式的传递，即以“直译”与“重读”等方式重构了英语诗歌的审美表达。

　　在这个场域中，译诗俨然成了“第三种诗歌”。它既不同于原文本，也不同于目标语言中的原创诗歌，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实体。如作者所言，庞德在翻译中国诗歌时尽可能还原汉诗的结构，刻意省略谓语动词等英文文法，使得译文有着与中文诗相似的“短语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艾略特说庞德“发明”（invent）了“英语中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永恒价值

　　诗人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写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这样的表达，印证了译诗作为“纯语言”尝试触及诗歌本质的可能。谭夏阳所讲述的，正是这些译者如何在这个创造性场域中，充当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介质”，催生了新的诗歌。

　　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及西方学者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发现的审美的现代性、人的情感共鸣等。书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白驹集》的编译者英国汉学家罗伯特·白英的观点：中国古诗的精神和秘密，正在于发现并赞美最为简单和朴素的事物，这种精神是永恒的，如夜空中的星辰。在笔者看来，这些西方诗人在中国诗中，不仅看到了与其相通的感受和情思，还看到了使诗成为诗的能量、一切诗歌最本质的诗意——欲达而未达的悬念。正如詹姆斯·赖特从李白诗歌中汲取命运中的孤独与生命的释然，查尔斯·赖特意欲从中国古诗中探寻人类与自然的普遍联系。这些事例无不提示我们，中国古诗蕴含着与他人、与世界相连通的价值。

　　当汉语诗歌通过翻译进入另一种语系时，“自然而然地与之发生了反应，最终成为其文学传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诗在翻译中被重新“发明”，恰恰是世界诗歌生成的动力机制。它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无数诗人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通过与他者对话，不断丰富和拓展诗歌疆域的过程。

　　总之，《发明中国诗》以丰富的案例和清晰的脉络，让我们看到中国古诗如同璀璨的星辰，带给西方诗坛别样的感受。但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陈述一段光辉历史，而是在于引发我们关于何为中国诗、何为译诗以及中国古诗永恒价值的思考。这部著作提醒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互动。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