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建新（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先秦时期诞生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庄子》等典籍，以其宏阔深邃之蕴含，奠定中国文学的基石。千百年来，世人多借助传、笺、注、疏等文字文本探寻其奥义，却忽略图像这一与之并行不悖、交相辉映的传承路径。实际上，先秦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衍生过蔚为壮观的图像谱系，构成中华文明视觉表达的重要载体。深入探究先秦文学如何被“描绘”与“观看”，剖析图像如何拓展并重塑其意义，对于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多元形态、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文学与图像的结缘，根植于中华文明初萌时期的“观物取象”思维。上古“左图右史”传统，揭示出“文图一体”的共生语境。这种共生首先体现为文本的图像化生成：无论是“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传说，还是关于《山海经》“据图立说”的推断，皆表明图像曾是先民整合经验、传达认知的重要媒介。部分先秦文学作品更是直接孕生于图像场域，形成图像先导的创作模式。如王逸所述，屈原《天问》乃“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堪称因图制文的杰作。推而广之，《诗经·大雅》中《大明》《皇矣》等篇所展现的画面感与仪式指向，很可能源于诗人在宗庙壁画前的“图赞”实践。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图像与仪式、口头讲诵相互融合，共同构成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原初现场，为后世“看图讲诵”的文艺形态奠定基础。

　　正是植根于文图共生传统，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在思想转型、审美变迁与技术革新等的推动下，呈现出脉络清晰的演进历程。先秦至汉代是“萌发生成期”，图像与文学共同服务于礼乐教化体系，承担强化伦理秩序的宣教功能。此期图像开始大规模、模式化地转译文学叙事，如汉画像中反复出现“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等场景，即为典型体现。魏晋至宋代进入“生发完善期”，随着纸张普及与士人阶层参与绘画创作，“诗画交融”成为核心美学追求。宋代马和之《毛诗图》以简淡笔触诠释《诗经》意旨，李公麟以白描重塑《九歌》神祇，标志着对文学内蕴进行自觉视觉转化的成熟。元至明中后期步入“范式塑形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推动图像阐释走向模式化。元刊“全相平话”确立上图下文模式，以及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繁荣，共同促使图像阐释走向商业化、大众化与程式化，确立稳定的图文出版样式。明末至近现代则可称为“延展再生期”。西洋画法的传入带来透视、明暗等新视觉语言；同时，图像与市民文化、商品经济融合，其功能不再限于经典阐释，而是渗透日常生活，如《诗经》图样应用于工艺美术纹饰，实现从教化工具到生活美学的转型。

　　历经两千年的创造性转化，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凝结为三种互相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模式，构建庞大的视觉阐释体系。

　　其一为对先秦文学文本的视觉图解。此模式旨在将文字转化为图像，可分为两类：一是追求“形似”的知识性图谱，如从唐程修己《毛诗草木虫鱼图》，到宋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元朱公迁《诗经大全图》，至明钟惺《诗经图史合考》、清焦循《群经宫室图》、江永《乡党图考》等，多以写实笔法呈现名物制度，实现文图互鉴，使先秦文学之意涵直观可感。二是追求“神似”的艺术性造境，或通篇取意，如明萧云从《离骚全图》、清《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等，或撷取片段，如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元钱选《西旅献獒图》、清任颐《老子授经图》等。后世更围绕《豳风》《九歌》《庄子》等形成“图像群”，如对《庄子·秋水》的演绎，产生李唐《濠梁秋水图》、仇英《南华秋水图》、方证《濠梁逸趣》、兰香女史《濠梁香鱼》等作品，将抽象的哲学对话转化为可游可居的山水情境，并融入画家个人体悟与时代精神。

　　其二为先秦文学主体的形貌事迹图像。这类图像多超越肖像写生，是对先贤的综合性视觉建构。艺术家取材于文本、史籍与传说，攫取先贤形貌特征、性格爱好、行为事迹等，在特定时代精神驱动下进行创作。从汉画中的周公、老子、孔子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到魏晋王廙《孔子十弟子图》、唐吴道子《孔子行教像》、宋李唐《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元赵孟頫《孔子燕居图》、明戴进《渭滨垂钓图》、清任颐《洗耳图》，再到体系化的《孔子圣迹图》《孟子圣迹图》，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与文人情怀被不断投射其中。其核心功能在于“鉴善劝恶，耸人观听”，通过视觉化的“偶像”塑造，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教化目的。

　　其三为基于先秦文学衍生文化故事的视觉叙事。此模式最具活力，体现文学经典在传播中不断被赋予“当代性”的衍生能力。图像成为连接古老文本与历代现实生活的视觉桥梁。如《诗经》图像拓展至社会礼俗领域：谢时臣《鹿鸣嘉宴图》脱离《小雅·鹿鸣》本意，转而描绘文士雅集场景，《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被用于庆贺登科、颂扬贞节等礼仪生活；出于对屈原的纪念与对“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风尚之追慕，催生《龙舟竞渡图》《端阳即景图》《饮酒读骚图》等作品。图像由此衍生出社交媒介、民俗记忆等新功能，使先秦文学在不同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此种生命力的延续，得益于先秦文学图像多层次、跨领域的传播网络。其视觉媒介几乎覆盖所有艺术门类：从早期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砖，到后来的卷轴、册页、书籍版画，乃至器物与建筑上的立体装饰，共同构成丰富多元的载体系统。创作与传播主体同样涵盖广泛：帝王敕命绘制以昭示正统，文人士大夫借图像寄托情怀，民间画工则批量创作以满足世俗需求，甚至形成跨文化的视觉传递。由此，一张自上而下、融雅入俗、跨越疆域的视觉传播网络逐步建立，使得先秦文学得以通过图像持续激活、代代流传。

　　该网络在传播中承担多重文化功能。首先，作为跨越时空的视觉知识图谱，它将先秦文学中的抽象哲理与古奥名物转化为直观形象，构建可视化的认知体系。如《春秋世本图谱》梳理世系，《楚辞香草图》图解《楚辞》名物，皆以图像降低理解门槛，使微言大义可触可感。其次，作为意识形态的视觉教化载体，圣贤图像如同无声教科书，承载并传递源自先秦文学的价值观念。从汉代为确立儒家正统绘制孔子及弟子像，到明清以“圣迹图”强化道统叙事；从文人借《屈子行吟图》《庄周梦蝶图》寄托哲思，到民间在《龙舟竞渡图》中寄托情感，图像以视觉叙事凝聚共识，绘制出民族精神图谱。最后，作为经典意义再生产的视觉媒介，图像让先秦文学走出书斋，嵌入岁时节庆、人际交往与日常器用。从先秦“看图讲诵”的仪式传播，到明清将《诗经》图像用于社交礼赠，视觉成为文学融入生活、参与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使文明血脉在日用常行中延续。

　　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历程，可谓跨越千年的“可视史诗”。它表明，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元典，其传承从未局限于文字一维；图像是与文字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第二文本”。从庙堂壁画的宏大叙事，到文人笔端的哲学意境，再到市井器用的生活图景，图像以其直观、多义与包容的特性，构建出庞大精妙的先秦文学视觉阐释体系。该体系的生命力，正体现在动态、多元的传播过程中。从上古“文图一体”的共生原境，到后世绵延不绝的“图像群”；从早期礼教宣导的视觉转译，到明清以降深入日常的视觉应用，阐释与传播始终相互交织。每一次视觉化尝试，都是对先秦文学的再理解与再激活；每一次跨媒介、跨阶层、跨疆域的传播，又不断拓展着阐释的边界与意义。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使先秦文学得以超越时空，持续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与精神塑造。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