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龙（信阳师范大学教授）

　　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是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这在先秦就受到了士人的关注，“《诗》可以群”的提出就是代表。其实书信、辞赋在古代士人生活中，其社会功能也非常突出，诗可以群，书和赋也可以群，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士人“以文会友”三种范式的确立是在东汉。因为此时诗歌、书信、辞赋才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三大文体，通过士人以创作诗歌、书信、辞赋会友的实践，“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也获得了确立。

　　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主要指士人借作诗来交友。这既与先秦士人的“以文会友”有关，也与孔子的“《诗》可以群”相连。“《诗》可以群”是用《诗》交友，“诗可以群”是作诗交友，经过了从用《诗》到作诗的转变。

　　先秦时期，“《诗》可以群”是士人“以文会友”的代表形式。《左传》中记载的春秋诸侯会盟时的赋《诗》、引《诗》等，可视为其典型。《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文心雕龙·明诗》也曰：“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揭示了春秋士人“《诗》可以群”的用《诗》特征和《诗》的“群”的社会功能。西汉时期，士人继承了先秦士人的传统，关注的是《诗》的教化功能，四家诗各派间的《诗》学交流，就是如此。

　　东汉时期，因士人“以文会友”的发展，“《诗》可以群”发生了向“诗可以群”的转向，其表现就是赠答诗的出现和成熟。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赠答诗孕育于先秦的赠言和《诗经》中的赠诗，尽管现传有西汉苏武和李陵的赠答诗，但其真伪仍有争议，故文献记载最早可考的赠答诗则为东汉的《客示桓麟诗》和桓麟的《答客诗》。后又出现了朱穆、秦嘉、徐淑、蔡邕、刘桢、徐干等人的赠答诗作，今存50余首。赠者、答者在创作的赠诗与答诗的往来中相“会”，实现了交流的目的。在“会”中赠诗和答诗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主体，促成了“《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受此影响，又派生出了士人宴集、游览时的同题与唱和等诗作，充实了诗的“群”的内容，赋予了其更丰富的社会功能。如秦嘉的《赠妇诗》和徐淑的《答秦嘉诗》，他们分别以赠诗与答诗，完成了双方心与心的交会。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东汉其他士人的赠答与唱和诗，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云“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曹植《赠徐干》曰“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等，也是其交友的载体。正如梅家玲所说：这些赠答诗“为人际间沟通往还的模式另启新页”。诗成为士人彼此联系情感、增进关系的重要方式，“诗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一种范式也得以确立。

　　可见，东汉士人经过作诗交友的实践，“诗可以群”取代了先秦和西汉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诗》可以群”，完成了从“《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

　　书可以群

　　书信在古代又称书牍文、尺牍文。其作为士人交流的工具在先秦就出现了，只是内容多关涉军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秦和西汉随着士人交友的发展，书信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公共事务，有关士人日常生活交流也会以书信来达成。司马迁《报任安书》、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等，就是典型。不过，此时书信仍然是以传递国家事务为主，体式和类型也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交友的扩大，书信在“以文会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人日常情志作为书信的内容，愈益普遍。另一方面，出现了《文心雕龙·书记》中所说的记、笺等新的书信形式，以及荐举书、家书等新的类型。士人借书信，或交流看法，或征求意见，或讨论问题，或相互问候，或表达情志，或倾诉衷肠等，书的“群”的职能不仅得到了拓展，而且笺、记等新的书信形式也趋于完备。东汉士人书信现存约270余篇，内容广泛，涉及了政治、文化，乃至亲情、友情、爱情、日常饮食等士人生活中公私事务的方方面面，打破了时空、内容的限制。如书写夫妻相思之情的秦嘉的《与妻书》与徐淑的《答夫秦嘉书》，表达深挚友情的延笃的《与张奂书》与马融的《与窦伯向书》，描写论学之乐的窦章的《移书劝葛龚》与葛龚的《答窦章书》，交流文学观点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莫不如此。正是基于士人的大量实践，“书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走向了独立。

　　所以，东汉士人的“以文会友”，有不少是靠彼此写给对方的书信来完成的。此时书信在士人交友中，作为士人“文”的主要文体，承担了“群”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士人“以文会友”中“书可以群”的定型。

　　赋可以群

　　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赋可以群”，也可追溯至先秦。战国后期楚襄王率宋玉等游兰台之宫，宋玉借作赋以寄讽喻之意，就蕴含有“赋可以群”的色彩。西汉藩国诸侯王和朝廷帝王也常召集士人举行辞赋创作活动，又使该传统得到了继承发展。这在以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为首的藩国士人集团和以武帝、宣帝等为首的朝廷士人集团举行的辞赋创作活动中，均有体现。与先秦相比，此时士人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增强。因为，这些藩王、帝王多是喜爱辞赋者，那些士人也多擅长作赋，共同的辞赋爱好促使他们会集一起，时常集会进行辞赋创作。他们在作赋中交流，在交流中作赋，辞赋自然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文体。“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有了明显发展，只不过赋的“群”的社会功能还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士人在继承前代以作赋会友传统的同时，又赋予了辞赋更多的“群”的社会功能，使其具有了与“诗可以群”“书可以群”相比肩的地位。据统计，该期士人宴集创作与同题创作的辞赋现存不少于132篇。从明帝诏贾逵、班固、傅毅等同作《神雀赋》，到灵帝的“开鸿都之赋”，再到建安诸子的应命、唱和之赋等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实践，赋的“群”的社会价值日趋凸显。此外，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下集会、士人家庭成员的游览登台等活动中的辞赋创作实践，又拓展了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如《后汉书》记载章陵太守黄射宴会宾客时，让祢衡即兴创作的《鹦鹉赋》；《三国志》载邺城的铜爵台新成时，曹操命诸子创作的《登台赋》等，就是明证。可见，东汉士人创作的辞赋，既是士人日常交友的桥梁，也是其寻找知己、切磋技艺、施展创作才能、提高辞赋素养的手段。这是对前代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发展，使士人“以文会友”中“赋可以群”进入了成熟阶段。

　　总之，东汉士人经过不断的“以文会友”实践，“文”的内涵实现了从文化学术，到兼指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的发展，目的也从对文化学术社会功能的重视转向了对诗歌、书信、辞赋三大文体社会功能的关注，“以文会友”成为作诗交友、借书信会友、以作赋会友的综合体。士人在彼此交往中，通过作诗赠答、书信往来、同题作赋等形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士人“以文会友”中“文”以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为主的新格局，使“以文会友”中“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的三种范式获得了确立。这不仅成为古代士人构建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且为以后士人的“以文会友”提供了遵循，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