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慧

　　近日，100多件（套）玉器、陶器、铜器等文物从齐鲁大地来到塞上江南。这场“礼乐和合——山东文物特展”向公众讲述了礼乐里的中华文明。

　　记者步入宁夏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只见一件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静立展柜中，器壁薄如蛋壳，光润通透；一旁，西周的作宝鼎默然端坐，厚重的鼎腹与稳实的三足，传递着三千年前祭祀的虔敬与秩序的威严。

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灰陶背壶。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摄/光明图片

　　走进“玉之光”单元，温润光泽将观众带入一场玉文化之旅。展柜中，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环、玉钺，形制古朴。玉琮内圆外方，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钺从石斧、石钺演化而来，成为军事统帅权的信符。一块玉从“美石”升华为“礼玉”，映射出早期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演进。

　　“玉与礼的结合，并非简单的物质与礼制的叠加，而是把玉的物质属性纳入礼乐制度的框架，进而升华为道德与精神的载体。”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

　　随着国家体制与礼制的成熟，夏商周时期的玉与“礼”结合得更紧密，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物质标尺。“君子比德于玉”，其温润、坚韧的特质，也被赋予仁、义、智等道德品格，成为人格修养的象征。

　　如果说玉器代表了礼制中崇高神圣的一面，那么陶器则揭示了“礼”如何从质朴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在“陶之礼”单元，透过看似寻常的杯盘碗罐，可以窥见千年礼制的演变传承。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先民将食物与酒盛于陶器，奉献天地祖先，伴以节奏，是为礼乐最原始的模样。大汶口时期的墓葬中，贵族随葬陶器出现鬶、壶、盉等成套组合，标志着部分陶器脱离日常用途，成为身份与地位的礼器。

西周的作宝鼎。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摄/光明图片

　　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来自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它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代表了史前制陶技艺的巅峰。

　　“如此耗工费时，且极易破碎的器物，并非日常用具，而是贵族礼仪祭祀用的高等级礼器。”本次展览策展人、山东博物馆典藏部馆员李思告诉记者，山东史前先民在陶礼器上的探索，为后来青铜礼器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见证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互动进程。

　　青铜技术的使用，标志着中国礼乐文明进入以“重器”为标志的辉煌时代。“铜之华”单元里，青铜器以沉稳的质感与神秘的纹饰，散发着庄严肃穆的力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礼器材质从陶石器演进为青铜，使用者从氏族首领变为国君帝王，但其礼制内核并没有变。”李思说。商周时期，青铜器与祭祀活动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形成集酒器、食器、水器、兵器、乐器于一体的礼乐制度。

　　此次展览的“明星文物”——商代亚丑钺，是礼制与王权的集中体现。这件出土自山东青州苏埠屯的重器，体量厚重，钺面铸有狰狞兽面纹，肃穆威严。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钺已超越实用兵器，诠释着“礼以道其志”的深层内涵。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几千年来，礼乐文化历经融合演变，从庙堂深入民间，逐步构建起中华民族“明德修身”“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在“乐之和”单元，滕州岗上遗址出土的彩陶鼓，自北辛文化时期产生，兼具指挥作战、祭祀、娱乐功能，更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观摩这些文物，不仅是回顾一段灿烂的历史，更是聆听中华礼乐文明悠远的回响。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礼乐和合’所蕴含的崇德尚礼、包容有序、和谐共生的文明智慧。”王效军告诉记者。

　　据悉，本次展览将在宁夏博物馆持续展出至3月8日。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8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