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庆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中国小说史学的奠基者，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下学界对其认识、估价不足，因而有必要加以申述，以期完整、准确地理解鲁迅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立场及小说史观。

　　《古小说钩沉》辑录原则：古今结合与文学立场

　　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开始辑录散佚的唐前小说；约1911年底基本完成，定名《古小说钩沉》。1912年2月，鲁迅所作《〈古小说钩沉〉序》刊于《越社丛刊》第一集；《古小说钩沉》鲁迅逝世前未刊印，存遗稿十册。鲁迅手稿存《小说钩沉目录》，载三十一种小说，分五集，而《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载“《古小说钩沉》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佚小说）”。学界一般认为，《小说钩沉目录》是较早的目录，约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又补辑五种。显然，“古小说”是对唐代以前小说的特称；这一称谓，凸显出鲁迅对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不同阶段的精当判断及独到见解，初步反映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观。

　　先看《古小说钩沉》收录小说情况。据《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古小说钩沉》，收录如下：第一集收一种，为《青史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第二集收六种，为《语林》《郭子》《俗说》《小说》《笑林》《水饰》，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者，基本是志人小说；第三集收十六种，为《列异传》、《甄异传》、《灵鬼志》、《鬼神列传》、《志怪记》、《古异传》、《齐谐记》、《幽明录》、《述异记》、《神录》、《集灵记》、祖台之《志怪》、孔氏《志怪》、《冥祥记》（补辑）、《旌异记》（补辑）、刘义庆《宣验记》（补辑），为《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者，《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小说家，均为志怪小说；第四集收二种，为《汉武故事》、属《隋书·经籍志》旧事类著录，《妒记》、属杂传类著录；第五集收十一种，为《异闻记》《玄中记》《异林》《神异记》《集异记》《续异记》《录异传》《杂鬼神志怪》，曹毗《志怪》、《神怪录》（补辑）、《祥异记》（补辑），为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与唐志，而见于诸书引用者，均为志怪小说——这是对史志著录不全的补充。那么，据上述考察可以断言，鲁迅所收“古小说”是依据史志著录而定，即依据史家著录时所体现的小说观而定。不过，《古小说钩沉》辑录的古小说，又大致符合今人小说观要求，即在叙事性、虚构性、形象性等方面初步具备某些现代小说文体要素。如此，可见《古小说钩沉》辑录原则是古今结合，即既充分考虑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完全抛开古人小说观，又以科学的态度、以今人小说观厘定小说范围。古今结合原则，科学地解决了如何取舍中国古代小说这一基本问题，迄今不失其指导意义。譬如，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凡例》（文言卷）称“本书采取宁宽勿缺的方针，除了著录文学类的小说作品之外，还将古代主要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也一概收录，对于其中非叙事性的作品则在提要正文中加以说明”，正恪守《古小说钩沉》确立的古今结合原则。

　　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既坚持古今结合，又坚持中国文学立场。自《汉书·艺文志》以下，历代史家、目录学家鄙视小说，至《四库全书总目》仍将小说囿于“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之说。鲁迅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肯定古小说价值，《古小说钩沉序》称：“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指出古小说录自里巷，表达着民众的心声；出于造作，凝结着文士的情致；它不乏想象与幻想，是文学之林的奇葩，而不限于史家所谓“广视听之具”。该序立论之新颖，见解之深刻，迥出流俗。受近代西学东渐及社会改革影响，推崇西方文明，崇尚“西学”成为潮流，“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大行其道；以西律中，势必削足适履，难以对中国小说作出全面、客观的估价。譬如，定一称“中国小说界，仅有《水浒》《西厢》《红楼梦》《桃花扇》等一二书执牛耳，实小说界之大不幸也”（光绪三十一年《新小说》第二年第三号）。这与鲁迅立足中国小说发展实际状况，称扬“古小说”“其在文林，有如舜华”，不啻天壤之别！对于《汉书·艺文志》以下史志著录的小说，当时也不乏关注，然往往徒增混乱，而无益于小说史建设。譬如，1912年，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王文濡主编《笔记小说大观》，收书二百多种，既包括史志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又有杂史类、杂家类作品，内容芜杂，而一并置于“笔记小说”名下，显然失当，从而造成研究的混乱。与《古小说钩沉》收录小说之精当、科学相较，高下自现。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不仅为之后撰述《中国小说史略》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古小说钩沉》收录小说依据与辑录原则，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基调。

　　“古小说”在中国小说史地位：“洪笔晚起，此其权舆”

　　唐前“古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古小说钩沉序》称：“洪笔晚起，此其权舆。”“权舆”，主要有二义：一表事物起始阶段，如《诗经·秦风·权舆》谓“不承权舆”；二指草木萌芽状态，如《大戴礼记·诰志》谓“百草权舆”。据此而言，鲁迅将唐前视为中国小说的起始、萌芽时期，而中国小说成熟期在唐代，其标志性文本即唐传奇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遂成为不刊之论。

　　那么，“古小说”何以被视为中国小说起始、萌芽时期作品？唐传奇小说何以被视为“有意为小说”？这涉及“古小说”、唐传奇小说撰述方式质的不同问题。“古小说”撰述方式，鲁迅概括为“采集”“纂缉”，而非“自造”。《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出于稗官”，《中国小说史略》论析：“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论殷芸《小说》，称其“采集群书而成”。论《世说新语》：“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指出志人小说、志怪小说所载，非为撰述者个人杜撰、“自造”。鲁迅的论断，符合这一时期小说撰述的状况；干宝《搜神记序》称“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访行事于故老”，道出当时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流行的写作模式，这正是“非由自造”的明证。古小说这种撰述方式，导致小说内容间或重复，即同一传闻故事，不同的撰述者分别载述之。鲁迅称《世说新语》“间或”与《语林》《郭子》“二家书所记相同”，即指这一现象。志怪小说也如此，检阅《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等，可见同一传闻故事，每每出现于不同志怪小说集。唐传奇小说撰述方式则有质的不同，即从“古小说”的“采集”“纂缉”“非由自造”，而走向有意识的“创造”。《中国小说史略》称唐传奇小说“则即意识之创造矣”，“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指出传奇小说是作家自觉虚构的产物，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创作传奇小说的目的，或寄寓，或娱乐等。据此而论，唐传奇小说契合今人小说观，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此“小说”当然是今人小说观之“小说”，而非其他。近年来有学者质疑、否定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观点，实是未能系统明了鲁迅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立场与小说史观。

　　须强调的是，传奇小说仅为唐代文言小说之一部分，而非全部。唐代依然有大量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涌现，这些小说基本沿袭“古小说”撰述方式。如此，则唐代文言小说就出现两种撰述方式并存的态势，且这一态势延及后世而更为复杂：一个作家既采“古小说”撰述方式，又采传奇小说撰述方式，因而一部小说集中乃出现不同撰述方式的作品。兹以蒲松龄创作为例说明，作为文言小说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中不乏“采集”“非由自造”的小说。譬如，《赤字》载：“顺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复议朝冶驰。’”此事《池北偶谈》卷二十六亦载，称“沂莒间皆见之”，其事非蒲松龄、王士禛虚构，乃记见闻。再如，《聊斋志异》中一些小说，来自友朋或他人讲述，如《鸲鹆》末注“毕载积先生记”，当是蒲松龄在毕家坐馆，馆主毕际有讲述的故事；《侯静山》叙高珩家事，当是高珩讲给蒲松龄听的，等等。这一类作品，非蒲松龄个人虚构、杜撰，其撰述方式承自“古小说”。当然，代表《聊斋志异》艺术水平与成就的，是蒲氏精心构撰，寄托着对人生、社会思考，有所寄寓的小说；这一类作品，乃继承唐传奇小说撰述方式。纪昀曾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即《聊斋志异》包括“小说”“传记”两种体例，指责其体例不纯。这自然是皮相之谈，实与纪昀不承认传奇小说的“小说”名分有关，但既指明《聊斋志异》存在“二体”，体例不同，写法则异，说明纪昀已敏锐地意识到文言小说存在两种撰述方式这一事实。两种撰述方式并存始于唐代，非为偶然，乃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必然结果！

　　作为中国小说史学的奠基者，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撰述《中国小说史略》，这四种著作，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集中于文言小说，一为唐前，一为唐宋，展示了文言小说从起始、萌芽，到成熟的文本；《小说旧闻钞》则“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再版序言》），重在白话小说，首列《大宋宣和遗事》，昭示宋代以后中国小说发展的新方向，即通俗白话小说崛起，辑32种白话小说资料。当然，宋以后文言小说依然不衰，乃辑《剪灯新话》等9种文言小说资料，足见其史识！质言之，鲁迅从中国小说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坚持古今结合，坚持文学立场，构建中国小说史话语体系，至今不失其示范作用与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