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世界中国学的兴起

　　19世纪后半期西方近代学术（即“西学”）大规模引进前，中国人研究中国自身的学问并无一个总名，大体而言，就是包含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到了清末民初，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与“西学”对应的“国学”。“国学”以“四部之学”为主体，兼收晚清新出的甲骨、简牍等学问，强调中国固有学术的整体性、民族性。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汉学”（Sinology）。“汉学”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体系。无论是“国学”还是“汉学”，核心研究素材都是中国传统典籍与文化遗产，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体系、语言、文字、历史、制度、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研究手段方面，考据学是二者的共同方法论基石。“汉学”早期依赖语文学（Philology）传统，注重文本校勘、语言翻译与版本考证；“国学”的乾嘉学派也以“训诂考据”为核心，强调“无征不信”；二者在文献整理层面的路径高度相似。无论是“汉学”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还是“国学”对本土传统的梳理发扬，都承担着保存、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为研究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汉学”和“国学”对现实中中国的各个方面很少涉及。而自19世纪中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以来，中国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之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亟须对现实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入了解，而这项工作仅靠“汉学”和“国学”自身难以胜任。

　　西方近代学术传入中国后，一些中国学者积极学习和使用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进行多方面研究，开创了中国研究的新阶段。同时，一些学者也突破吸收了西方“汉学”的方法，改进和丰富了“国学”研究，形成了被称为“新汉学”的学术体系。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日益密切，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中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情况，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领域并不属于“汉学”研究的范围，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与“汉学”有巨大差异。在此背景之下，西方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应运而生，其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随后传播到欧洲和日本，逐渐成为西方对中国研究的主流。

　　较之“汉学”，“中国研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古典研究拓展到当代研究，从人文学研究拓展到社会科学研究。“汉学”主要聚焦于古代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献中的中国”。而“中国研究”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中国”。就社会需要而言，“现实中的中国”显然比“文献中的中国”更为重要，因此“中国研究”遂位居“汉学”研究之上，成为今日中国研究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现实中的中国”研究也在进展中，于是形成了中国的“中国研究”。到了晚近，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兴起了中国研究，使得中国研究逐渐从国际学界的边缘走向中心。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是“大分流”理论引发的国际大讨论。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先前并不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著名历史学者、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如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加入了中国研究，他们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对近代早期中国经济表现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到了新旧世纪之交，美、中两国几位从事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中年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方法，选取不同的重点，提出了一些有异于过去主流见解的新见。这几位学者当时都在美国加州的几所大学任教，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加州学派”。其中彭慕兰教授将“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主要观点加以总结和提升，于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大分流”也成为“加州学派”观点的重要代表。这本书出版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热烈反响，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迄今已二十多年，一直热度不减，不仅历史学者，而且不少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学者等，乃至政界、商界、传媒界等领域的知名人物，都加入了这些讨论。不仅如此，这个基于近代早期中国历史的“大分流”讨论，也催生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例如中国和英国的“大分流”、日本和欧洲的“大分流”、印度和欧洲的“大分流”、东亚和欧洲的“大分流”，乃至欧洲内部的“小分流”，等等。随后还出现了围绕“大分流与大合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大分流”理论的提出和由此引起的强烈反响，把中国史研究推到了国际学界关注的中心。中国史研究是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分流”引起的世界反响是中国研究正在走向国际学术主流的重要标志。这个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研究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也表现了世界中国学今天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时至今日，关于中国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即“世界中国学”。“世界中国学”是“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升级形态，也和“国学”“新汉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研究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关于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

　　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世界中国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并不只是因为有诸多国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而且也因为研究中国的视野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各方面原因，以往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海外学者主要是从西方的视角看中国，而中国学者则以中国的视角看中国。然而，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对它进行研究都需要像用棱镜分解白光那样，用多维度视角替代单一视角，从不同侧面揭示其构成、关联与规律，避免认知片面化。就中国研究而言，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是“地球村”的重要成员，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中国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历史上，外部世界对中国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很早就已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

　　要认真研究一个对象，需要使用内外互证法（也称为双向透视法）。这种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使用的经典研究路径，其核心是通过“由外及内”与“由内及外”的双向分析，形成完整的认知。“由外及内”指从事物的外部特征、外部关联、外部环境入手，逐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结构、本质属性、核心规律。例如研究一个机械装置，先要观察其外形、功能、与其他设备的适配性，再拆解内部零件、分析传动原理。而“由内及外”则指从事物的内部结构、本质规律出发，向外推导其外部表现、影响范围、发展趋势。例如研究一种细胞，要先分析其内部的基因序列、细胞器功能，再推导其在组织器官中的作用、对生物体整体的影响。这种内外互证方法的关键价值是避免单一视角的片面性，因为仅“由外及内”易停留在表面现象，而仅“由内及外”易脱离事物存在的实际环境。双向结合，才可实现“现象—本质—影响”的全面认知。因此，对于研究中国来说，只有进行“由外及内”与“由内及外”的双向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简单地说，就是要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这种双向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先贤也注意到了。这里就以两位中国古代名人为例。其中一位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建立霸业的诸侯魏文侯魏斯（前446—前396年在位），另一位是宋代著名文人苏轼（1037—1101年）。魏文侯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意思是亲耳听到的不如亲眼看到的可靠，亲眼看到的不如自己亲临其地调查到的可靠。苏轼则在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中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思是当人深陷某一事物内部时，往往只能看到局部或片段，因此必须跳出来，才能认清全貌。他们的精辟之见，可以用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话来总结：“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段话可以简化为：“不入乎其内，焉得其细节；不出乎其外，焉识其形态。”以上就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即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入手，把这两方面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所研究的对象。

　　如前所言，研究中国不仅是中国学者的任务，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研究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既然是中国的和世界的学问，就必须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开眼看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学者周有光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也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对于海外学者来说，必须“足践之”，即亲自来到中国，深入中国社会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英国学者凯瑞·布朗（Kerry Brown）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许多看法失之偏颇，强调要想了解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没有什么比亲身经历更有效的方式：“如果有人口口声声说他爱中国，却根本没踏上过中国的土地，这和那些说自己爱吃一盘菜却从未尝过其味道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说：“要更好了解中国，去看看中国是最直接的方式。”因此，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通过这种双向视角所看到的中国，才是一个在人类大家庭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

　　不仅如此，通过这种双向视角所看到的中国，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而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在谈到欧洲时说：“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去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他想象的结果是欧洲也将会像当时的中国那样发展。这就是说，近代以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过去许多中外学者往往以西欧的历史经历为标准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查尔斯·蒂里的观点为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即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经历作为标准，来看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表明世界的发展确实具有多种不同的模式，而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前面谈到的国际学界对于“大分流”的热烈讨论，也强调要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看中国历史，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

　　王国维有言：“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世界中国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开放性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积极参与。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与“他者”的身份是无法回避的。中国是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学者理所当然应该在中国研究中发挥主要作用。不仅如此，对于世界中国学研究来说，中国不仅拥有研究所需最丰富的资源，而且还拥有最大的研究群体，因此中国学者也拥有特殊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学者在一些领域未能走在国际学术前沿。例如，曾经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刺痛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中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得以引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进展，把敦煌学这个“世界中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水准推向更高阶段。这个例子说明，只要不断增进与其他国家学者的交流，让中国学者的研究融入世界学术主流，中国学者一定能够在国际学界发出更大、更有力的声音。

　　在如今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中国建设“世界中国学”的中心，正当其时。2004年，“世界中国学论坛”首次系统阐释“世界中国学”的内涵，并使用“Global China Studies”（GCS）作为英文译名。2012年，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社科院成立了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全力推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2023年起，“世界中国学大会”团结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共襄世界中国学大业，取得丰硕成果。“世界中国学”概念提出后，国际学界反映积极。香港科技大学在2013年率先开设“环球中国学”硕士项目，至今已培养学生近千人。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了相关课程。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是全球亚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中国与全球互动的研究成为常设核心议题，等等。以上这些都体现出“世界中国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中国学”这门学问已经成为世界主流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出了有力的声音。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