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廉思（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教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知识体系的全球竞争空前激烈。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思想构建能力、理论阐释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正日益成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指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青年研究不仅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学术领域，更承担着为党的青年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知识基础的重要任务，其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

　　中国青年研究的首要任务

　　当代中国青年是在数智技术加速演进与社会结构深度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深度镌刻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代轨迹。当前，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群体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前景。

　　与以往任何一个世代相比，当代青年更为直接地置身于国家综合实力跃升、国际格局重塑与发展方式转型的交汇点上，其人生起点和发展空间与民族复兴进程高度交织。这一代人并非被动承接时代成果，而是被历史明确“点名”、置于强国建设前沿位置的重要力量，其必将在强国建设进程中完成自我实现，也必将在自我成长中回应强国建设召唤，是名副其实的“强国一代”。正因如此，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就不只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指向和现实使命的理论工程。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将当代青年置于强国建设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定位，使青年研究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知识入口。

　　围绕这一任务，中国青年研究在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上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具体而言，中国青年研究不能停留在对青年现象的零散描述，也不应止步于对青年问题的被动回应，而应以强国建设这一历史进程为分析坐标，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进行系统化、结构化的阐释。这意味着，青年研究必须在既有对青年现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超越单一层面的描述，继而从青年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运行机制之间的关联中加以把握，在理论上将分散的青年现象整合为能够解释中国青年何以如此，又将走向何方的知识框架，从而为青年工作实践、青年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支撑。

　　“强国一代”的多重侧面

　　十余年来，我课题组围绕30余类青年群体持续开展田野调查，覆盖不同区域、不同职业形态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样本，在长期跟踪和比较分析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当代中国青年整体状态较为系统的认知。我们发现，“强国一代”呈现出多重侧面的交叠：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是自信自立的“平视世界的一代”，不再简单仰视西方，也不陷入盲目对抗，而是在比较中确立制度自信与文明自觉；在历史方位上，他们是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门槛上“接力冲刺的一代”，身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提速的关键赛段，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时代重任与历史责任；在发展方式上，他们是在既有约束条件中寻求突破的“创新求解的一代”，既清醒感知社会压力，又不断探索新路径和新可能；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是把自我价值置于时代坐标中的“担当进取的一代”，通过把个人成长嵌入国家发展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定位与升华；等等。

　　上述多重侧面，共同构成“强国一代”的整体生存图景。研究者若仅从某一侧面切入，往往难以把握青年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容易形成片面甚至相互矛盾的判断。只有在全局视野中，将青年的心理体验、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与国家发展阶段有机贯通，才能真正理解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换言之，如果缺乏将青年问题置于国家发展阶段加以整体理解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上述复杂而交叠的青年状态便难以得到准确把握。例如，现实中，青年体验到的焦虑、压力和不确定性等，往往被归结为“竞争加剧”“期望过高”或“心理承受力不足”。事实上，这些感受正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社会结构转型和发展逻辑转换在青年群体中的集中反映。若不能将其置于国家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中加以解释，青年研究便容易套用西方后现代理论，将阶段性的社会现象误读为长期性的心理困境，进而对中国青年的真实状态失去客观评价。

　　国家与青年的互构关系

　　准确理解当代青年，必须把握其发展需求的生成逻辑。随着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相较于早期发展阶段对速度和机会的高度敏感，当代青年更加关注长期预期、制度稳定性与发展尊严，这并非动力衰退，而是发展阶段跃升后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一些西方舆论将中国青年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审慎、权衡与探索，别有用心地贴上“烂尾一代”“迷茫一代”的标签，其实是把青年需求内涵的变化，错读为价值失序或动力衰退。需要警醒的是，这类标签并非纯粹的媒体修辞，而往往依附于一种既有的解释模板：在西方主流青年研究中，青年常被置于“国家—个体”框架中予以理解，青年的不满被解释为对体制的反抗，青年的选择被解释为国家控制的结果。由此出发，中国青年对稳定预期、可持续发展与尊严感的重视，便被套入“对抗国家”或“被动服从”的二元叙事之中。但在中国语境中，青年需求的生成逻辑恰恰源于国家发展持续向前、制度供给不断完善这一现实基础。当代青年既愿意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价值，也更加强调这种努力应当具有明确方向和合理回报；既高度认同自己在民族复兴中的时代使命，也期待国家能提供清晰路径和可靠支撑。这种需求不是对国家的疏离，而是对国家发展提出的更高期待。

　　从中国实践看，当代青年的发展需求正是在与国家长期互构关系中形成的。国家通过教育体系、青年政策、人才战略、城市建设、数字治理等制度性安排，为青年提供持续赋能的发展空间；青年则通过劳动参与、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创造等，不断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青年对安全感、确定性和尊严感的追求，既是对个人发展的合理关切，也是对制度运行效能的现实反馈。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理论层面系统揭示这一互构机制，将青年对安全感、确定性和尊严感的追求，理解为国家与青年关系不断深化的结果，而非一味归结为“退缩”“消极”“迷失”等西方学术论调。

　　青年研究的引领功能

　　中国青年研究还必须系统回答当代青年“如何作为”这一重要课题。这里的“作为”，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规训，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通过何种现实路径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自我成长。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分析不同青年群体在不同社会位置和发展赛道中的行动条件，具体考察其能力积累、路径选择和角色转化的可能方式，避免将强国目标简单转化为对青年的单向要求。只有在扎实分析的基础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转化为青年可以理解、可以进入并能够持续投入的集体行动。

　　引领青年投身时代舞台，是青年研究的重要功能；但引领并非代替青年做出选择，也不是以单一价值取向压缩多样人生，而是在尊重青年差异和现实条件的前提下，帮助青年准确校准时代方向，识别发展机遇，确认自身位置。真正有效的引领，应当是让青年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外在于个人的宏大叙事，而是与个人能力积累、思想成熟和价值实现密切关联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国家与青年之间的“中介变量”——通过理论阐释，将政治语言转化为青年容易理解的时代语言；通过系统研究，将分散的青年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公共意义的知识形态；通过学理表达，为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提供稳定可靠的思想源泉。只有在这一中介功能上实现理论自觉，中国青年研究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

　　当前，青年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科技竞争、文化创造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青年不仅是各国未来发展角力争夺的战略有生力量，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不同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新兴参照维度。中国青年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回答好“如何科学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如何有效引领当代中国青年”等时代课题，也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好“世界如何理解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经验能够为世界提供怎样的理论启示”等具有国际意义的前沿性命题。在青年领域形成中国概念、中国理论和中国表达，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准确理解中国青年现象及其内在规律，也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为世界知识体系提供新的解释资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青年研究完全有能力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理论体系，为全球青年问题提供新的理解框架，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