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子良（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教授）

　　陆游声名在生前已十分昭著，友人朱熹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的普遍看法：“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答龚仲至》）。不过诗人经典地位的擢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诸多因素持续作用的结果，诗歌的多媒介传播是其中的关捩所在。就陆诗传播媒介而言，学界对《剑南诗稿》严州本、江州本及《剑南诗稿续稿》等刻本的传播情况已讨论较多，对于其他传播媒介及其在陆诗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效能与价值却瞩目甚少。通过相关文献稽考，我们发现，除了刻本文献外，陆游的诗歌在其生前已通过抄本、手书、诗帖、石刻、乐府等方式得到了多渠道、全方位的传播，这些传播媒介与流传方式在陆游的早期诗名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集：陆诗全集之外的抄本传读与书肆流播

　　《剑南诗稿》严州本、江州本及《剑南诗稿续稿》等刊本之外，陆诗未刊小集多达七种，分别为《京口唱和集》《山南杂诗》《东楼集》《剑南诗稿》初编本、《剑南诗稿续稿》初编本、《剑南诗稿遗稿》及《富沙新编》，大多遵循“一官一集”“一地一集”的特征。这些小集的编纂是陆游自冀诗作能“粗传于后世”（《谢赵丞相启》）的体现，释放出作者强烈的传播意识。

　　淳熙十四年（1187）《剑南诗稿》严州初刻本付梓前，上述陆诗小集多以抄本或坊刻本的形式流传。周必大淳熙九年《与陆务观书》云“《剑南诗稿》连日快读，其高处不减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犹伯仲岑参、刘禹锡，何真积顿悟一至此也！前又从张镃直阁借得《续稿》及《富沙新编》，所谓精明之至，反造疏淡，诗家事业殆无余蕴矣。”周必大信中提到的陆诗的三个小集——《剑南诗稿》初编本、《剑南诗稿续稿》初编本及《富沙新编》当时均未正式刊行，只以抄本的形式传读，却引起了士人圈的较大关注与阅读批评。

　　不过，相关小集虽未经本人付梓，但已被当时的民间书肆刊行，显示出早期陆诗在民间的文化影响力。淳熙五年（1178），54岁的陆游奉诏东归出蜀，次年十二月赴江西抚州任。其作于江西任上的《谢王枢使启》云：“笃好文辞，自是书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娱，流传偶至于中都，鉴赏遂尘于乙夜。”从陆游仕履经历及启文中“诣行在所，方承诏以北驰”等表示来看，这些流传至于都城乃至传入禁中的作品显然为蜀中之作。陆游的蜀中之作是如何流播到临安的呢？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的一则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陆诗早期传播的重要讯息：“（陆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由此可见陆游《剑南诗稿》《续稿》初编本在未付梓前，曾以坊刻本面世，至少其中部分内容曾经借助民间书肆广泛传播。

　　《剑南诗稿》郑师尹之序提到严州初刻本面世前“太守山阴陆先生《剑南》之作传天下”，陆游幼子陆子遹《渭南文集》潥阳刊本跋亦谓“《续稿》虽家藏（此时子遹编《剑南诗稿续稿》尚未付梓，故曰家藏），世亦多传写”，可以想见在初刻本面世以前，书肆刊本及抄本应该在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活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作为书法家的陆游：陆诗手书及诗帖的当世传播

　　陆游作为南宋书法大家，平时手书诗帖甚多，当时颇有留意收藏者。陆游《跋詹仲信所藏诗稿》云：“予平生作诗至多，有初自以为可，他日取视，义味殊短，亦有初不满意，熟观乃稍有可喜处，要是去古人远尔。詹仲信何处得予断稿以见示，为之屡叹，乃题其后归之。”可见陆游诗帖受时辈所重而流播的情况。此外，陆游友人韩元吉之子韩淲有《昌甫携渭南诗见过》一诗。陆游封渭南伯在开禧三年（1207），此诗当作于其后。以情理度之，《剑南诗稿》严州本此时付梓已久，似无专门携带以访友之必要。再结合韩淲《题昌甫所得陆待制手书次韵昌甫之题句》一诗来看，此“渭南诗”应是与陆游交往密切的赵蕃（字昌甫）所收藏的陆游手书诗帖。由此可见，陆游的手书诗帖在文人雅聚、日常过从中发挥着文学品题、书法鉴赏等文化媒介的功能。这种涵咏、品题的过程，亦即陆游诗歌在当时士人圈中传播进程的一个侧面。

　　随着时光迁转、典型远去，距离陆游时代不远的宋代文人在面对流传下来的陆诗手书时，则更加显示出追忆前贤、仰慕遗风的钦叹之情，陆游手书作为文化载体或“商品”属性的一面被不断强化，陆游作为前辈名公的诗坛地位也得以不断升格与凝定。南宋后期文人刘克庄《跋仲弟诗》曾提到当时有以陆游手书诗帖充当润笔费的情况：“余为方孚若作行状，其家以陆放翁手录诗稿一卷润笔。”以文人文集作为货币交换，在唐代白居易身上即已发生，虽然南宋中晚期陆诗的传播可能不及白诗在中晚唐的流播程度，但陆游手书诗帖具备某种商业属性却毋庸置疑。总之，“诗帖”这种集书法与诗歌为一体的文化媒介，随着士人圈内的欣赏、品题甚至交易，在陆诗接受史上承载着特殊的传播价值。

　　据故宫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陆游书法全集》可知，陆游流传至今的手书诗帖仍有两幅，分别为《怀成都十韵》与《自书诗卷》，二帖上历代文人题跋、钤印甚多，是陆诗阅读史、批评史的重要文献载体。

　　石刻与乐府：陆诗早期经典化的独特路径

　　陆游的文章在生前刻石者多有之，《渭南文集》卷十六至卷二十一所载碑、记多为石刻之文。其诗名更著于文名，想其诗当时亦刻石者甚夥，宋代文献中尚留下一些记载。

　　庆元三年（1197）四月，陆游时年七十三岁，杜思恭曾刻其手书于桂林水月洞，内容为书一通、诗七首。杜思恭跋语云：“余在乡曲，每从放翁陆先生游，得其书、疏、诗、文几数十轴，皆袭藏于家，将为传世之宝……命工刻于崖石，与世人共之。”宋代岭南文化相对贫乏落后，杜思恭刻陆游诗札于崖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陆游诗歌的地域传播，为蔽塞封闭的岭南文化及当地士人圈带来了一丝新的文化体验。此外，方信儒亦曾于嘉定年间多次刻陆游“诗境”题字于桂林。研究者指出：“桂林宋代石刻中多次出现与陆游相关的作品，《杜思恭跋刻陆游诗札》《方信孺刻陆游书诗境》《易袚刊陆游题诗境》等，可见陆游的‘诗境’对当时代文人的影响，这些文人流寓到桂林后又将其传播于此。”由此激发了岭南文人的诗歌唱和与精神共鸣（蔡文静《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此颇可见陆诗借助石刻这一媒介辐射地域文化的过程。

　　此外陆游晚年的淳熙年间，杨倓、洪迈等曾刻《姑孰帖》于安徽当涂郡斋，其中“放翁先生帖”含陆诗数首。原石清代尚有残存，今已不存于天壤，但有多种残帖拓本传世，流传不绝。陆游淳熙十三年（1186）曾任严州知州，《景定严州续志》卷四载严州州学亦有“陆放翁诗帖”碑碣，均可证其生前诗歌已刻石流传于天下。

　　陆游也多次提到自己的诗歌曾播之于乐府传诵。其自云与韩元吉酬唱诗歌“或流传乐府”（《京口唱和序》）、“几行零落僧窗字，何限流传乐府诗”（《次韵无咎别后见寄》）等文字即是明证。《范待制诗集序》又谓自己与范成大“饮酒赋诗”之作“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又据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陆游小传载：“范至能、陆务观以东南文墨之彦。至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宋末元初戴表元《牡丹席诗序》载：“当是时，遇佳风日，花时月夕，功父（张镃）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其客庐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所谓“被之乐府弦歌”“人争传诵”“门抄户诵”均可证当时陆诗通过乐府流播、口头传诵于天下的盛况。

　　以传播媒介而言，宋代陆诗流传的重要载体为《剑南诗稿》严州本、江州本等刊本，这些集子大多由陆游生前亲自审定，交由门生子息刊刻。不过以抄本、坊刻等形式流传的陆诗小集与石刻、乐府等媒介在陆诗早期传播史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效应的揭示，有助于打破经典作家在文学史地位序列中的“凝定”状态，呼应学界所提倡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使后世读者得以一窥诗人地位生成史中的“过程性文献”及经典化历程，更好地理解文学史背后的丰富性与流动性样态。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