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龚世豪（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经历百余年衰微的传统制瓷业，也在这一历史转折中迎来新的生机。随着“建国瓷”工程的实施，中国制瓷业现代化转型的序幕悄然拉开。根据周恩来批示、由轻工业部和文化部直接组织领导，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正式设计、1953年试制成功并批量生产、至1954年国庆五周年前最终完成专为国宴场合设计的餐具——斗彩中餐具与青花西餐具。该工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系统而成功的制瓷业现代化实践，它从观念、制度与技术层面推动陶瓷生产实现根本性创新，其经验至今仍值得总结和借鉴。

　　观念变革：从宫廷御用到人民日用

　　1950年初，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通过了轻工业部年度工作计划，将陶瓷工业列为八项中心工作之一，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心人主张特制建国陶瓷，销行国内外，并可争取若干外汇。”（《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6页）2月，时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主持召开陶瓷座谈会，徐悲鸿、凌其峻、高庄等专家应邀出席，共同商谈相关问题（《黄炎培日记》第11卷，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会议商定了若干制造原则，征集到部分专家的设计图样与意见，计划与文化部协同合作。

　　随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围绕瓷器的创作理念与实践路径展开探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在致清华大学高庄、莫宗江、王逊的信中指明：“我们真正应当努力之处，在试制（创作）新中国瓷。此可由国家定制，尤要在民间普遍烧制。”并诚邀高庄赴中央美术学院主持陶瓷科，以期汲取古瓷中各种优美元素，实现“制成多种成本减轻，效果甚好之新陶瓷”的愿景（《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与此同步，黄炎培与有关学者讨论新中国瓷拟定办法时，林徽因“力主纪念品须切于实用，才会普遍推行”（《黄炎培日记》第11卷，第18页）。在参观相关资料展览后，高庄、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王逊、莫宗江联名提出意见，一致主张应立足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提出“省工、省料、好用、好看”四项原则。莫宗江还强调，新中国瓷“应该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是人民生活中必需的日用品”。高庄和王逊主张，作为新中国的创举，“必须澄清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制作过程中加强正确的原则性领导（李津勋：《艺术家的理想——创制新中国瓷》，《河北陶瓷》1987年第3期，第15~17页）。

　　至此，设计观念与方向已渐趋明朗。尽管具体器型品类尚未选定，但据轻工业部后续制定的《建国瓷设计计划》，其基本设计原则已然确立。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器物造型应在实用的前提下，“力求能表现我国造型艺术上的雄伟、朴实的风格”；装饰方面则“力求活泼、优美、壮丽”，同时“避免随便使用红星、镰刀、斧头等作为装饰，及盲目仿古的倾向”（《中国现代设计先驱：郑可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247页）。由此定下清晰而坚实的美学与思想基调。这一系列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既打破了古代官窑的“贡品”逻辑，又超越了传统手工业的仿古风气，进而形成了考虑人民需求、采用民族风格、立足实用功能的设计理念。这种观念上的现代化，为制瓷业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轻工业转型奠定基础。后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按中财委指示暂停这一制瓷计划。

　　制度创新：“委员会”模式与跨部门协作

　　1952年8月，中财委同意拨付20亿元经费，该工程得以重启（《黄炎培日记》第12卷，第24页）。轻工业部随即制定实施方案，拟分设计与制作两步推进。9月，经轻工业部与文化部共同商议，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承担设计任务，并于10月成立由26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郑振铎担任主任委员，江丰、张仃任副主任委员。结合我国制瓷传统与当时技术条件，选定以景德镇为产区，依照相关部门拟定的餐具开展设计与试制工作（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装饰》2016年第10期，第50~51页）。

　　设计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以工作室的形式来推进设计工作。工作室依托中央美术学院组建，下设设计、资料、总务三组，祝大年主持室务兼领设计，高庄负责资料，郑乃衡负责总务。在轻工业部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一系列实质性进展：1953年1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陶瓷工业技术座谈会，邀请景德镇技工代表参与交流，了解产区技术情况，进一步明确新中国瓷的目的与要求，并组织了旨在提高技术的参观活动；2月初召开常务委员会议，检查前期工作成果，规划后续推进方向；2月底在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设计图案陈列展，邀请艺术工作者及相关机构代表参观评议，经各界人士参观评议，就评选标准达成一致。评选出的80余幅图案经周恩来审阅后，获准交付景德镇试制样品（《黄炎培日记》第12卷，第123~133页）。

　　在具体制作层面，轻工业部派出先遣工作组赴景德镇产区，统筹人力与原材料等前期准备。设计委员会则选派祝大年组建起由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科师生10人构成的工作小组，将初步选定的图案带往景德镇先行试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1953年3月成立景德镇制作分会，并专设办公室具体主持样品试制与后续生产事务。该办公室从当地生产合作社中选拔优秀技术人才，组建专项生产班组，依据个人特长分配制作任务（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第54~55页）。

　　通过中央与地方的紧密联动、行政力量与专业智慧的有效结合，这种组织架构高效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设计、生产与人才资源，不仅探索出一条由国家主导、多方协同的传统工艺现代化创新路径，为突破传统手工业封闭、分散的生产状况，实施系统性的技术改造和标准化生产提供了关键的组织保障，也为后续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

　　技术革新：从经验传承到科学分析

　　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轻工业部明确材质沿用传统灰釉硬质白瓷，生产则采用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工艺。工序流程主要分为原料、成型、装饰、烧窑四个环节，在形式上与清代乾隆年间唐英《陶冶图说》中记述的官窑制瓷工艺大体一致，但在每一环节的具体操作中，均有针对性地引入现代科学方法，部分技术攻关更是专为此次工程而开展。此番试制与生产，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系统恢复，更是在科学指导下的发展与创新。

　　技术与人才并重，是该工程所体现的制瓷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技术方面，在继承传统精选原料工艺的基础上，系统开展物理性能与化学成分的科学分析，并组建专门研究小组进行工艺试验。烧窑工艺上，在沿用传统柴窑的同时，注重实现窑火的完全燃烧与还原焰的充分利用，还积极探索以煤代柴能源替代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成就，是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与轻工业部所属上海工业试验所联合地方技术力量，成功研制出专用坯釉，并撰写《建国瓷坯釉研究报告》，为生产工艺的科学化与标准化提供了关键依据。人才方面，秉持匠人经验与现代知识相融合的理念：一方面着力发掘民间陶瓷美术艺人，通过成立陶瓷美术研究小组、坯釉研究小组和加工联合生产组等机构，充分汲取其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江西日报》，1954年3月12日第三版）；另一方面组织培训班开展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在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与地方政府协同推动下，从各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遴选一批成就卓著的老手工艺人及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技工，集中参与学习与培训。

　　标准化作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核心组织手段，在试制阶段就已初步引入。典型实践有：尺寸与造型依据科学测算坯体收缩率，精确绘制标准制坯图纸；成坯工艺则通过集体研究制定规范化操作方法，确保坯体厚薄实现标准、统一、适用；彩绘用料方面实行统一配料与磨制工艺，尤其对“珠明料”等珍贵颜料进行集中调配与质量管控；装饰工艺上由王步、段茂发等著名艺人牵头定稿，并依据铅印过稿图纸进行分工绘制，保障画面风格与工艺标准的高度一致（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第54~56页）。这些举措从技术规范、生产流程到艺术表现均建立起统一标准，初步构建出制瓷业从经验主导转向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建国瓷”工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项目，其意义远超瓷器生产本身，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通过观念、制度与技术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变革，成功探索出一条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型的可行道路。正如《景德镇陶瓷史稿》中所评价的，“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6页）。这一探索不仅为国家礼仪活动提供了物质载体，更塑造出蕴含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审美典范，其所彰显的人民性、科学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及多方协作、尊重匠人、重视科技的方法，是历史文化与创新智慧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