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长安元日习俗

演讲人：魏景波 演讲地点：西安曲江书城文化大讲堂 演讲时间：2026年2月

　　魏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社科联特聘研究员，陕西省秦风诗词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宋代杜诗学史》，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持科研项目十余项，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太初历》、确立正月朔日为岁首以来，春节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统节日，至今已历两千余载，是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庆典符号。

　　唐代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臻于鼎盛的黄金时代之一，其节日庆典的规模与内涵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气象万千的唐代长安，居民是如何欢度春节的？在唐诗的华章中，元日又呈现出怎样一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今天的讲座，让我们立足古都长安，重返昔日大唐，领略一千多年前的元日景象。

　　官方礼仪与元日朝会

　　对应我们现在春节的，是唐人的“元日”，即正月初一，也称“新年”，又称“正日”“正旦”“元正”“元辰”“元朔”“正朝”“新正”“岁日”等。对于古人来说，年节并非局限于元日单日的庆典，而是一个以除夕及元日为核心节点、时间跨度较长的“节期”体系。这一节期通常自腊月启幕，绵延至元夕（正月十五），完整地呈现了春节文化丰富多元的内涵。

　　唐代长安的元日习俗丰富多彩，官方的庆典礼仪与民间的市井民俗各有特色。宫廷的迎新礼仪在除夕拉开序幕，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乙载唐时风俗：“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童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燃蜡炬，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傩戏起源甚早，在唐代已由驱鬼避邪的仪式，渐渐演变为祭神而兼娱人的歌舞表演。唐代诗人王建《宫词》其八十九写道：“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袴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其书写的除夕宫中张灯结彩列队表演傩戏情景，可谓生动传神。唐代诗人沈佺期的“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守岁应制》），描绘除夕宫中傩戏热闹景象，也是惟妙惟肖。

游客在西安曲江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留影。新华社发

　　元日朝会是唐代国家级礼仪活动。拜年习俗始于汉代，元日文武百官向皇帝献礼拜贺，皇帝也大宴群臣，称为“正旦大会”。唐初元日朝会在正殿太极殿举行，自高宗以后改在大明宫含元殿。《南部新书》卷丁记载：“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仍杂以衣绣鸣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文武百官向皇帝献礼祝福，皇帝则以宴飨、歌舞表演回赠百官。

　　唐太宗李世民在《正日临朝》中咏叹：“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勾勒出的万邦来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天可汗”当时的豪情。“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一联更暗喻唐代国家一统与文化交融的深远格局，折射出贞观时期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文武百官皆可参与的大朝会，因而留下了不少文人诗作，描绘早朝场面的雍容华贵，如“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王建《元日早朝》），再如“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辇迎仙仗出，扇匝御香焚”（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还有些唐代诗作，不仅记录了宫廷仪式的庄重华美，亦融入了诗人对新春气象的细腻体悟。如杨巨源的“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元日观朝》），诗人以“千官拜”描绘百官朝贺的肃穆场景，转而以“万物知”点染春意萌动的生机，视角由“人”及“物”，生动传递了“春到人间草木知”的盎然意趣，展现了元日庆典中个人情感与自然节律的和谐共鸣。

西安的制果师在制作荷花造型的唐果子。新华社发

　　在元日朝贺的喜庆日子里，如遇登基、改元等特殊节点，唐廷常会颁布大赦令。如《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宣制大赦天下，改元贞元。”此类仪式中，皇帝有时在含元殿接受朝贺后，转至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举行大赦典礼，如《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大赦时行金鸡仪仗，取“天鸡星动，必当有赦”的星占之意。民间谓之“立金鸡竿”。杨巨源有句“丹凤楼前歌九奏，金鸡竿下鼓千声”，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句“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均指这种大赦仪式。

　　官员休假与守岁拜年

　　节日放假之制盛于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假宁令》规定：“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大节七日假》考证：“国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所谓前三后四之说。仆考之，其来尚矣。”元日七天假，再加上接踵而至的人日休假一日，上元节休假三日，整个春节期间假日频频。因此白居易在《岁假内命酒赠周判官萧协律》诗中才会发出“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的感慨。诗人既嗟叹时光流逝，又欣喜于节假日的频繁，这种心理侧面反映了唐代休假制度对官员生活的深刻影响。

　　对元日这样的传统节日而言，阖家团圆是亘古不变的主题。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又称“岁除”“除日”“除夜”等，更是家人团聚之日、迎祥纳福之时。对于宦游在外的唐代士人而言，虽“每逢佳节倍思亲”，却往往因公务羁绊而漂泊异乡，难以与亲人团聚。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写除夜客居异乡的悠悠思绪，情真意切。高适《除夜作》有云：“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在艺术手法上，此诗别具匠心，类同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通过想象家人思念千里之外独居旅馆的自己，将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含蓄而深沉。

观众在国家海洋博物馆观看“长安三万里——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新华社发

　　守岁之习古已有之，晋人周处《风土记》谓“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宋人周密《武林旧事》载：“至除夕，则比屋以五色纸钱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门。至夜，蕡烛籸盆，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谓之聒厅。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之守岁。”唐代守岁习俗的普及程度，我们可从孟浩然《除夜有怀》尾联“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中窥见一斑。这种习俗不仅深入民间，更在边远地区形成独特风貌。正如张说《钦州守岁》诗：“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诗人以生动笔触展现了岭南地区守岁的时空意境。

　　唐代的宫廷守岁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描绘皇家夜宴：“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宫廷守岁活动中，君臣赋诗唱和作为重要环节，既体现了“诗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又彰显了“宴以合欢”的封建王朝礼制。这种文学创作与礼仪活动相结合的模式，是唐代守岁文化的重要特征。

　　拜年习俗源远流长，其核心在于辞旧迎新之际通过礼仪往来传递吉祥祝福。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至唐代，长安城内亲友互贺新年已成为风尚，李郢《元日作》中“锵锵华驷客，门馆贺新正”的诗句，就生动描绘了元日走亲访友的热闹场景。刘禹锡的诗作内容则有所不同，他在《元日感怀》中发出了“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的喟叹，这既是对自己身在南方贬所孤寂处境的写照，也从侧面印证了唐代存在的拜年习俗地域差异：在京城长安，元日贺岁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而边远地区的节日仪式感则会减弱。

　　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冬至日僧人拜贺之礼：“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其一云：“庆吊经过懒，逢迎跪拜迟。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书写唐人元日见面拜年行跪拜之礼，推测可能与圆仁所记礼节大体相似。考虑到白居易此诗的创作时间是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年逾花甲的白居易已有跪拜不便之叹。至于唐人新年见面所说贺语，圆仁记载初到扬州时除夕“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可见当时唐人互贺“万岁”以拜年，大概出于“新年增寿”之义，所以薛逢《元日田家》云：“相逢但祝新正寿，对举那愁暮景催。”

　　拜年活动至宋代逐渐发展为“投刺”“投帖”。古人削木为简，书写姓名用以通报，即为“投刺”，后写在纸上成为“名帖”。派人送去名帖，称作“望门投刺”。清袁枚《随园诗话》引述宋周煇《清波杂志》：“元祐间，新正贺节，有士持门状遣仆代往。”至明代，新年期间文人之间盛行投递“名帖”以拜年。文徵明在《拜年》一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至此，投帖拜年的方式已与今日的贺年卡颇为相似。

　　节日饮食与民间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承载着节日的文化记忆，是岁时节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荆楚岁时记》记载：“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此俗昭示着古人辞旧迎新的仪式感。

　　古人的元日之饮，尤以屠苏酒为尊。屠苏酒是一剂融合药理与信仰的传统药酒，古人深信其能驱邪避疫、护佑安康。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记载其法云：“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入酒中，东向饮之。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除夕黄昏入井深藏，元日清晨取出浸酒，借寒泉之气凝聚药力。饮酒次序由少至老，取“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之意。如顾况《岁日作》所述的“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古人在元日的这一杯屠苏酒，其中不仅有草木之精、药石之效，更蕴含着对时序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礼赞。

　　屠苏酒又名“蓝尾酒”，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说：“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写岁日家宴与家人共饮蓝尾酒的情形。其《七年元日对酒五首》其三写道：“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为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饮酒之人，且连饮三杯。诗中的胶牙饧为唐代元日必备甜食，以大麦、糯米或小麦经发芽糖化制成，质地黏韧，故名“胶牙”，唐代蔗糖尚未普及，胶牙饧对于唐人而言实为“贵重美味”。这也是后世“灶糖”之祖，其黏性被赋予“封口言善”的民俗功能。

　　元日的另一传统饮品是“椒柏酒”。此酒系椒酒与柏酒的合称，以椒花与柏叶浸制而成，古人于元日饮用以祈求福寿、驱邪避疫。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正月之旦，“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其饮用顺序亦如屠苏酒，遵循由幼及长之礼。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杜甫独居长安，除夕夜于从弟杜位宅守岁，作《杜位宅守岁》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其中“椒盘”之制，据南宋罗愿《尔雅翼·释木三》释：“正月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撮置酒中，号椒盘焉。”在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中，椒柏酒因椒、柏之性而被赋予特殊文化意蕴，成为承载节庆祈愿的重要载体。

　　韩鄂《岁华纪丽·元日》云：“肴列辛盘，觞称椒酒。”“辛盘”，又称“五辛盘”。即在盘中盛上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作为凉菜食用，以发散人五脏中的郁结陈腐之气。魏晋以后元日有食五辛盘之俗，唐人亦沿用此习。

　　此外，唐代长安两市还盛行一种独特的邻里宴饮习俗。据《法苑珠林》记载：“唐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岁元日已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座’。”即邻里之间在元日之后轮流设宴款待，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的亲睦之风，更是节日期间增进情感的重要纽带。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元日的宴席上已出现了类似饺子的食物，当时又称“馄饨”，其制作工艺与风味传承反映了唐代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根据圆仁所记，长安资圣寺僧人过年时也吃馄饨：“更则入新年。众僧上堂，吃粥、馄饨，杂果子。”

　　唐代元日期间，燃放爆竹习俗已广泛流行。爆竹，亦称“爆竿”，古人以为可驱除瘟神。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表明古人的爆竹习俗由来已久，其起源可追溯至更早的驱邪传统。唐代来鹄在《早春》中写道：“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张说亦于《岳州守岁二首》其二中提及：“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这些诗句生动描绘了唐人通过燃放爆竹来辟邪祈福的民俗活动。

　　春联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桃符文化。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人们将桃木板悬挂于门庭以驱邪避祟，这种习俗在唐代得到延续，桃符上常绘有神荼与郁垒二位门神的画像。至五代，后蜀末代君主孟昶于除夕夜亲撰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并命翰林学士题写于桃符之上。这副对联被《蜀梼杌》等史料记载为“蜀中第一联”，成为现存文献中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春联实例，标志着桃符从单纯驱邪物向文学载体的转变。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长安的一个独特元日民俗：“家家立竹竿，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这条记载未见于其他唐代民俗文献。悬挂幡子以祈求长寿的习俗，反映了唐人将佛教元素融入元日节日祈福的实践。

　　春天感知与迎春之礼

　　作为唐代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长安的元日民俗深深植根于群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之中。除了守岁拜年、爆竹桃符、屠苏长筵等丰富活动，元日作为辞旧迎新的时节，在唐诗中还被赋予迎春的象征意义。唐人通过元日诗歌表达对春天的感知，虽无“春节”之名，却已具备春节之实。其辞旧迎新之仪、迎春象征之诗、礼俗一体之制，已构成后世春节的核心文化原型。

　　薛道衡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十一月奉命出使陈朝，次年正月初七（人日），因思乡情切而作《人日思归》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诗中“入春七日”的表述，明确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季起始的计算基准。尽管此时实际物候仍处冬末，百花未绽、寒气未消，但按照传统历法体系与文化心理认知，正月初一已被赋予“春至”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春天的正式开始。这种时间认知的差异，恰恰反映了古代天文历法与人文观念的深度融合。

　　清初学者沈炳震所编《唐诗金粉》记载，唐代开元年间，零陵籍诗人史青赴长安，上书唐玄宗，自称曹子建七步成诗，他可以“五步成诗”。玄宗试以“除夕”“上元”“竹火笼”等诗题。他应声赋诗：“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应诏赋得除夜》）为唐玄宗所称赏，史青也因诗得官。其颔联“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书写了冬去春来的时间转换。

　　唐代元日诗歌普遍蕴含着对春日的敏锐感知，这种感知既体现在自然物候的细微变化中，亦折射出诗人对生命律动的深层体悟。我们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代表诗作为例，探析其春意表达的风格特征。

　　初唐卢照邻《元日述怀》以“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勾勒出节日的欢腾场景：出句通过“人歌”与“小岁酒”的意象组合，展现世俗的喜庆氛围；对句“花舞”与“大唐春”的时空并置，则将自然生机与王朝气象相融合，暗含对盛世春光的礼赞。

　　盛唐孟浩然《田家元日》中的“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以星象与节气的对照，构建出宏大的时空框架。诗人通过“斗回北”的天文观测与“岁起东”的节气更迭，将自然规律与人文历法相勾连，既体现盛唐人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亦暗含对生命循环的哲理思考。

　　中唐姚合《除夜二首》其二以“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形成强烈的感官对比。出句“傩声”与“去疫”通过听觉意象传递驱邪祈福的民俗信仰，对句“酒色”与“迎春”则以视觉色彩渲染节庆的温暖氛围，二者共同构成祛除旧疾、迎接新生的双重寓意。

　　晚唐司空图《丁巳元日》中的“禀朔华夷会，开春气象生”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诗人通过“禀朔”（接受天命）与“华夷会”（民族交融）的意象组合，既强调元日的仪式感，又以“开春气象生”将自然春意升华为对时代复兴的期许，体现了晚唐诗人特有的历史使命感。

　　其实古人对春天的感知，并非始于元日，在此前的冬至就已开始。冬至又称“长至”“南至”等，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立的，也是古代的重要节日，冬至这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升、白昼渐长。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至唐代，冬至成为仅次于元日的重要节日，和元日一样，放假七天。冬至这一天，唐代帝王在长安城南郊外的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百姓要向父母尊长祭拜。同时，还要在含元殿举行冬至大朝会，“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其规模盛大的程度，也堪比元日。

　　在唐代诗人的笔触下，冬至这一节气往往被赋予了超越时令的深意，成为寒冬中悄然孕育的春意的诗意见证。王建在《冬至后招于秀才》中描绘长安大明宫外御沟的景象时，以“日近山红暖气新，一阳先入御沟春”之句，捕捉了冬至时节特有的自然转换——山峦因日光渐近而泛起红晕，御沟中已能感知到新发的“暖气”，仿佛大地在沉寂中悄然苏醒，预示着阳气初萌的春意。这种描写不仅展现了诗人对细微物候的敏锐观察，更将冰冷的节气转化为充满生机的希望图景。与此同时，殷尧藩在《冬至酬刘使君》中则通过“梅含露蕊知迎腊，柳拂宫袍忆候朝”的诗句，进一步丰富了冬至的春意内涵。诗写梅花含苞待放，柳枝轻拂宫袍，这种以梅柳喻春的手法，既是对自然物候的生动刻画，也是对冬至时节“阳气初动”这一文化隐喻的巧妙运用。将冬至的寒冷与春意的温暖巧妙融合，形成了一种“寒冬孕育春光”的诗意张力。冬至作为阴阳转换的关键节点，其“一阳初动”的特质被诗人转化为对生命力的礼赞。王建的“暖气新”与殷尧藩的“迎腊”“候朝”，共同构建了一个从寒冬走向春光的诗意叙事，使冬至成为连接季节更迭与人文情感的桥梁。

　　作为自然时序中的一个周期，春季在四季轮回中历时最短。然而在文化时间的维度里，古人对春天的感知却呈现出独特的绵延性。从冬至日的阳气初萌算起，历经腊日的祭祀祈福、岁除的辞旧迎新、元日的爆竹声中、立春的迎气仪式、人日的登高赋诗、上元的灯火辉煌、晦日的月终更迭、上巳的曲水流觞、寒食的郊游踏青、清明的慎终追远、谷雨的农事节令，直至立夏的万物并秀，整个春季文化周期跨越四个半月，成为一年中延续时间最长、节日密度最高、民俗活动最丰富的文化时段。这种时间感知的独特性，既体现了农耕文明对自然节律的深刻把握，更折射出传统文化对生命萌发的礼赞与对时序更替的敬畏。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传统节日，春节承载着多元而深厚的文化意蕴。相较于其他传统节日，春节的古代文化内涵呈现出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对于古人而言，春节既是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仪式载体，也是敬神祭祖、传承孝道的精神寄托，更是阖家团圆、共庆新春的情感纽带，同时蕴含着对自然节律的感知与对生命繁衍生息的礼赞。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彰显了春节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全球价值，更标志着其文化影响力已突破地域界限、跨越文明差异，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古往今来，春节习俗穿越千年时光，始终以鲜活的生命力抵达人们的心灵深处，让世界共同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