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祥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孙立天先生的《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以下简称《真事隐》）聚焦康熙两废太子以及雍正改写历史，用新出版的藏在欧洲的史料，为学界破解雍正继位之谜提供了新解释，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故事性的佳作。康熙两次废储后，储位空悬，引发“九子夺嫡”，最后雍正凭康熙死前的口谕继位，颇具传奇色彩。这一段历史也因此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孟森、王锺翰、吴秀良、杨启樵、庄吉发、冯尔康、杨珍、常建华等围绕这一段历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拉丁文《北京纪事》

　　时至今日，有关康熙立储与雍正继位之争的研究讨论，仍未尘埃落定。新近郑小悠、橘玄雅、夏天合著的《九王夺嫡》（山西人民出版社）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三人发挥各自专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实录》《起居注》等官修政书以及清宫档案等史料，仔细梳理、辨析了相关史实，认为雍正继位是其充分准备下“捡漏”的结果，但是否合法，依然不得而知。他们认为，康熙一废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后，皇四子（雍正）以忠孝沉稳的面目出现，且康熙死后，雍正利用年羹尧钳制皇十四子胤禵。这些事实的叙述，依然深受康熙《实录》等材料的影响。

　　这正是《真事隐》之前的研究的遗憾之处。由于雍正有意识地销毁相关档案，故清朝官方编纂的《实录》等文献，即本书的“正史”，依然是研究康熙废储不可或缺的史料。又因为这些“正史”系当事人雍正皇帝亲自操刀改定，故研究者陷入材料不可信但又不得不用的困境。在此困境下，未被编辑过的清朝以及域外文献显得特别珍贵。研究者们已经充分挖掘清朝档案以及朝鲜、西方传教士的记录，并与“正史”对照分析。然而由于史料限制，康熙废储及后续的雍正继位这一段历史依然众说纷纭。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史料的发现就显得尤为关键。

　　《真事隐》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史料上的突破。全书以德国人纪理安神父在第一次废太子前后记载的《北京纪事》为核心史料。在当时中西交往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一些西洋人与康熙关系密切，不少人享有出入内廷的特权，与康熙以及包括众多皇子在内的满洲权贵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北京纪事》的记录者纪理安就归康熙的内务府管理。他负责帮助康熙在北京蚕池口附近建立了一间皇家玻璃厂，当时还有法国派来的工匠指导技术，这样很快就使中国的玻璃烧制技术到达了世界一流水平。经常出入清宫内廷的纪理安用拉丁文写下的《北京纪事》中，有康熙废储等宫廷见闻。本书引用的内容在1709年初寄往罗马，那时候废太子胤礽尚未复立，更不知道皇四子会继位。这些记载都是纪理安的实时见闻，没有经过后期加工，这与雍正继位后刻意篡改的康熙朝《实录》等材料形成了鲜明对比。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

孙立天 著

中华书局

　　《真事隐》在第一章对传教士以及全书核心史料《北京纪事》进行背景铺陈后，在第二章至第四章层层推进地分析了康熙一废太子及随之引发的夺嫡之争。这三章是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也是新史料大放光彩、提供别样叙事的部分。个人认为，《真事隐》在史实层面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康熙帝将“武”视作挑选储君的标准；二是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之后，皇四子是挑起储位之争的元凶。这两件事情，都对雍正声誉有害，都揭示了他将真事隐去的动机。

　　雍正朝纂修的康熙朝《实录》中自然没有这些。过去研究者们依据“正史”看到的是，1708年11月，太子被废后，皇长子胤禔向康熙推荐皇八子胤禩，并称算命先生张明德给皇八子看过相，由此引发了张明德案，皇十四子也受牵连且被鞭责。但在纪理安的笔下，将算命先生张明德带入权贵圈的人是皇四子，将张明德给皇八子相面举报到康熙那里的也是皇四子，最后被打的还是皇四子。从《实录》等文献出发，我们看不到这些。雍正隐去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只能让皇长子充当举报人，并制造出皇长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等人结伙的印象。

　　若以“武”作为储君遴选标准，用作者的话说，皇四子“正是一众皇子中垫底之人”。正因如此，雍正帝极力希望后人相信，康熙晚年偏爱性情安静之人。故我们见到的“正史”，从来没有提及康熙选择储君时曾有过“武”的标准。恰恰相反，受雍正话语的影响，后世史学家都相信，安静、不结党才是康熙的立储标准。在《实录》等文献中，雍正就是这样的形象。雍正甚至自称，在藩邸时“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第343页）。然而，正如作者所揭示的，这也是雍正的自我建构，他不是那种不闻一事之人。

　　与雍正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胞弟皇十四子胤禵。作者提到，胤禵因为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领兵出征，故成为诸多人心中未来的储君（第304-306页）。作者在最后一章，花了大量笔墨描写胤禵的进军进程及当中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年羹尧的交往。作者进而论及，因为雍正需要隐去康熙择储君时“武”的标准，故而虚构康熙晚年以及雍正即位之初胤禵与年羹尧的关系，并刻意淡化胤禵在领兵中的地位与作用。雍正在即位的时候利用年羹尧阻止胤禵作乱的信息，也就由此建构出来（第334-335页）。而这些虚构，都是为了不让后世知道康熙立储时曾有过“武”的标准。

　　行文至此，康熙要立胤禵为太子、雍正非法继位的结论就呼之欲出。然而，就在整个结论只差最后临门一脚之际，全书戛然而止：尽管充满各种或明或暗的提示，作者始终没有正面表示雍正非法继位。这种把弓拉满却不射箭的写法，一方面让读者觉得意犹未尽，留下深深的遗憾，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作者论证之严谨。《真事隐》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能否为雍正是否合法继位的争论画上句号（事实上作者始终没有正面论述这一主题），而是告诉我们雍正如何隐去不利于自己的真相，虚构历史。

　　全书最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的发现，是康熙立储时“武”的标准。如果作者论述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标准有可能是雍正非法继位的证据。当然，康熙也可能改变立储标准，最终选择在“武”上垫底的皇四子。清朝之前，不少朝代在第二代、三代皇帝继位的时候，国家政策都有一个从武到文的转变。康熙末命立皇四子为储君是否有政策从武到文的转向考虑，值得学界深究。

　　金无足赤，书中有些论述，未能说服评论人。例如，作者推断，纪理安看见的废黜太子的诏书没有太子谋反等内容，诏书中所列太子的问题不是太子独有的。但是《大清诏令》卷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废太子诏书的文字，最为关键之处与《实录》所载诏书中的文字相同，都有“近复有逼近幔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字样。虽然随后都提到这可能是胤礽成疾导致，但“逼近幔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确实类似谋反之举。当然，作者引述康熙与李光地的对话，表明康熙也认可太子“直为鬼物所戏耳”（第44页）。换言之，诏书里面有谋反之举，但也有成疾的托词，时人也可以不信太子真有谋反之举。

　　《真事隐》并无结论部分，作者花费大量精力写了一篇引人深思的《跋》。作者写道：雍正的“特别之处是他在现实的空间中坐稳皇位后，还非要在历史的空间中再赢一次”“公正地说，雍正对历史的编撰很成功。”在最后一页，作者写道，当事人的记忆终将消散，只有文字方可流传。实际情况是，胜利者在现实中赢一次后，还想在历史空间中再赢一次才是常态。而雍正虚构的“正史”，早就遭到历史学家的怀疑，是一个失败的虚构事例。进而言之，雍正皇帝改得了“正史”，但改不了芸芸众生的悠悠之口。从清朝到民国，雍正在民间的口碑一直都不好。这种不好的口碑，独立于“正史”叙事之外，在民间流传至今，且口头的风评也可以变成文字流传到未来。

　　此外，本书编校质量上乘，但依然偶有表述欠妥之处以及笔误。例如，作者在论证雍正帝怀疑皇三子与皇八子合谋时，引用了雍正帝“自己叙述的康熙去世当天晚上他看到的情况”，当中的“皇上令其(注：皇三子)管理内事”字样，明显不是雍正的直接表述。查注释（第402页，《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卷8）可知，这段文字系臣子转述雍正的话。再如，天坛距离畅春园约20公里，一个来回应该是40公里，而书中误写为80公里（第10页）。作者还提到，1735年，“有官员上书雍正”，称汪景祺的人头挂在闹市，有碍观瞻，“请求取下掩埋”（第153页）。查所引奏折日期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那时候雍正已经死了，故书中“上书雍正”当改为“上书乾隆”。

　　这些笔误或不严谨的表述，虽一定程度上影响本书的严谨性，但不影响整体论证。让人钦佩的是，《真事隐》一书史料新颖，题材一流，极富吸引力。全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平实，富有感染力，阅读体验愉悦。即便第五、六、七章的内容，从论证的角度来看，略显枝蔓，但因为文笔清新，读起来没有拖沓感。作者具有高超的叙事与分析能力，相信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也能感受到文笔的优美流畅、叙事的引人入胜以及史学论证技艺的精巧，而专业读者能感受到全球化视角下中国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