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

　　我从事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踏入学术之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1978年，我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有幸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的弟子，毕业后留校任教，便一直以此为业。和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学术的尊崇，都在学科重建中得到酣畅淋漓地抒发。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有什么“优势”，那或许就是人生阅历相对丰富，学问与人生不是割裂的“两张皮”，而是彼此渗透、相互滋养。大学毕业后，我曾长期在基层工作，下过乡、进过厂，耙田、插秧等农活都做过，对国情民情有切身的体认。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若有比较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基层经验，思考问题就会更接地气，会时常反躬自问：自己的身份与视角是否遮蔽了什么？学问会不会脱离实际？

　　人文学科研究的个性化很强，路径各有不同，但都要求宽厚扎实的学养。我自知学养有所不足。1964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可惜二年级学业中断。不过那时仍有“逍遥”的缝隙，我便东翻西找，杂读中外古今各种书籍。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从学术训练的角度看或许有些“野路子”，但却拓展了视野，锻炼了思维与文字表达能力。

　　研究生期间，我读了上千本书。那时还没有学分制，导师只要求我们广泛阅读，多接触原始材料，慢慢聚焦研究方向。隔段时间就开一次读书会，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导师来点评有没有问题意识、材料是否足以支撑观点。这种“集体会诊”，让我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撰写论文，并逐渐明确自己的治学路径。

　　我的研究课题大多出于自主选择，而非“命题作文”或项目驱动。决定做什么题目，通常会有三方面考虑：一是有兴趣，适合自己做；二是预估有学术生长空间，能形成自己的见解，至少能自圆其说；三是有意义，能回应学界或社会的关切，值得投入精力。

　　20世纪80年代初，我涉猎过比较文学、五四文学思潮，以及鲁迅、老舍、郁达夫研究，硕士论文是《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到撰写博士论文时，便选定《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为题。这主要是出于问题意识，感觉有“意思”，值得做。当时文坛呼唤现实主义回归，但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却并不清晰。我希望厘清这个司空见惯却又众说纷纭的概念，梳理其历史脉络。由于选题适时，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得到学界好评，还带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文学史研究须兼顾文学与史学，既要注重作家作品的评析，也要重视史料与历史脉络的梳理。我秉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力求审美与历史的统一，尤其重视文本细读和史料积累。那时条件有限，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进入写作构思之前，要广泛搜集阅读作品与史料，用卡片记录阅读心得、思考线索和材料摘要。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时，积累了近千张卡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述14位批评家，都是从读原作、查资料、做卡片开始，耗时费力。过程固然烦琐枯燥，却能从第一手材料中触摸到历史的质感，问题意识得以凸显，现实感也随之增强。

　　我的研究还注重与教学结合。迄今出版的40余种著作中，不少是为了开课而准备的讲稿，有的就是专著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出版前，各大学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论课程，却罕有讲授现代批评的。我在北大率先开设此课，意在接续古代批评史，而后在讲稿基础上写成此书。与赵祖谟共同主编、联合几位同仁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同样源于教学，被多所大学中文系列为考研参考书，已修订两次，还入选“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影响更大的，是我与钱理群、吴福辉两位师兄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初稿形成于1985年前后，当时我们初出茅庐，怀揣学术理想，试图在历史与审美的结合上有所突破。该书既保持了文学史知识的稳定性，又放开视野，融入了许多个人研究心得，史论结合紧密，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也较为细致。1998年修订出版后，被教育部列为重点教材，迄今重印60余次，印数超过180万册，并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2008年，我被教育部授予“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去投入的事业，是我痴迷的乐事，也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而要上好课，必须依靠扎实的研究，拥有自己的“学术干货”，在教学中发现研究课题，又以科研反哺教学——虽然未必做得多么出色，但我始终努力践行这一理念。

　　我的研究以现代文学为主，也关注当代文学动态。2012年起，我提倡“文学生活”研究。以往文学研究大多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展开，这固然必要，但视野不免受限。我提出“文学生活”这一概念，试图打破“内循环”，引入社会学方法，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消费与接受状况。这一概念现在已被文学界接受。尤其在人工智能与网络文化影响日深的今天，“文学生活”研究有助于拓宽视野、激发新的学术活力。我带领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团队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结集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20多年来，我跨出本专业，为基础教育略尽绵力。2004年，我主持成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参与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教材编写、社会调查与教师培训等工作。尽管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这些工作往往不被视为“成果”，但其并非“小儿科”，同样需要扎实的学术支撑。

　　2012年，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工作启动，我受教育部聘任担任总主编。从小学到高中，教材编写历时7年，至今仍在不断修订。教材编写被视作“国家事权”，又属公共知识产品，须平衡多方诉求，殊为不易。10多年主持教材编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难的事。不过，我和我的同仁——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坚持了下来，尽了心力与责任。

　　回顾往昔，做学问与其他行业一样，有甘有苦，却也滋润人生，成为生命历程中自然的一部分。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8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