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问学】

　　作者：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以下简称《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一书是于2010年申请、2011年正式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承担，亦是中文系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研究团队会聚了中文系教授商金林、吴晓东、张辉、姜涛、张沛、陈连山等多位同仁，他们分别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并撰写重要章节，另有数位在读博士生参与撰稿。项目历时十二载，最终形成120万字的书稿，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六编三十六章，已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著作以“现代的发生”“世界性面向”“人民性与大众化”“现代伦理的建构”“民间的再发现”“新媒体文化兴起”六大主题为框架，系统梳理了百年中国文学所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不仅在历史上支撑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至今仍在培育当代中国文化的内生动力，并推动其持续发展与完善。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陈晓明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文学研究领域，集体项目的开展往往面临诸多挑战，集结不同学术个性的学者进行协同研究尤为不易。幸得师友鼎力支持，本课题方得以推进。确立课题的纲目、结构与体例，把握其核心要点，并非易事。本研究的初衷，并非进行一般的文献整理或文学史梳理，其核心在于深入阐释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之间深层的互动关系，是一项以理论建构为导向、以实证分析为支撑的综合性研究。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关系。我们认为，两者并非彼此分离的二元关系，而是同一总体性体系内部的不同逻辑层次与维度。换言之，这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文学构成了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最直接、全面且深刻地承载文化内涵的载体，也是文化精神价值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文学既反映时代精神，也参与塑造时代精神。现代文学的经验积淀于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现代文化的价值追求延伸至当代文化的建构，百年文学因而始终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与引领性作用。

　　关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前贤已有诸多论述。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揭示了文学在社会认知、情感沟通与伦理教化中的多重功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了文学在国家治理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地位；黑格尔指出艺术以感性形象显现精神真实，是理念的感性表达；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凸显了文艺的精神启蒙作用；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指出，文学的生命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脱离传统便如无源之水。这些经典论述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文学作为文化精神载体与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其发展始终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聚焦于“百年中国文学彰显出的现代精神价值”这一核心命题，着力揭示文学与文化共生共在的内在统一关系。我们关注中国现代语境中尤为强烈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取向。百年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社会使命感，因此，本书着力阐释文学如何通过精神与审美价值的创造，主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塑造，并不断为拓展现代精神面向提供丰富资源。全书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其一，致力于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本书力图直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张力难题，回应文化根脉在经历现代挑战后如何得以延续的核心问题。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对百年文学的现代转型而言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滋养文学创作的精神沃土，提供了丰富的意象体系、审美范式与伦理内核；又因应新的时代要求，必须经历转化与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正是向传统提出了现代变革的要求。阐释这种现代要求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是真实面对二者关系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置于现代性的长时段进程中来理解，以揭示中国在进入现代过程中处理传统的完整方式。正是基于此种视野，我们提出，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均可概括为一种“文明叙事”，并以历史反思的态度来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动。

　　其二，阐释世界视野下中国现代精神的生成机制。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始终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推进。从晚清“西学东渐”到新时期较大规模的译介，中国文学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这一过程并非被动模仿，而是有着主动的选择与创造。本书以“双向互动”为视角，从译介、借鉴、传播与反馈等环节入手，深入分析中国文学如何通过本土化实践，将外来资源转化为自身现代性建构的有力支撑。如林纾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鲁迅的“拿来主义”对多民族文学的汲取和改造等案例，回应了如何在吸收世界优秀成果的同时坚守民族本位立场的核心问题，为中国文学从模仿走向独创提供学理支撑。

　　其三，探析人民性方向与现代文化政治的建构。本书试图在现代文化展开的语境中，阐释百年中国文学的人民性问题，阐明其探索并建构新型文化政治的努力。西方进入现代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从“漫长的16世纪”到“漫长的20世纪”，其现代历程表现为长时段。相比较而言，中国进入现代的进程急迫而激烈，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或者说文学表现了其最为迫切的方面。因此，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充满了持续的变革与冲突。但我们也看到，百年中国文学自始便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与社会动员、启迪民众、教育人民紧密相连，因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深刻的人民性转向。它致力于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理解与接受文学，在作品中自觉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并将普通劳苦大众塑造为社会前进的形象。尽管此过程在艺术上难免有粗糙之处，但却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最具特色的现代性追求，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人民性基础。

　　其四，解读20世纪后期文学的新变。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文化形态日趋多样，文学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趋势，影视成为主流文化形态，互联网的兴起则深刻改变了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方式。本书从现代以来持续发生的“感性解放”入手，审视20世纪后期文学如何感性化地表现人类生活的变迁，同时考察影视、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态势。影视、新媒体与电子科技相结合，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本书注意到，人类文明历经了口传文明、书写文明的阶段，如今可能正迈向“视听文明”或“智能文明”的新阶段。此阶段开启的未来文化图景难以预料，必将是一个无限蓬勃的文化场域，而文学很可能承担着赓续传统、守望稳定精神价值的重任。本书将这一难题作为前瞻性的探索方向，既不否定新媒介对文学的革新意义，也不回避其带来的冲击，旨在切实剖析媒介变革与文学形态演变的内在关联，为思考“后文学时代”文学价值与功能的重构提供维度。

　　其五，构建跨学科视野以整体把握文学生态。传统文学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内部，较少关注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外部机制。本书努力将文学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语境中，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媒介研究等多学科方法，构建一种“多维汇通”的研究范式。书中不仅分析经典文本，也关注文学翻译、出版传播、影视改编、网络文学生产等环节，力图还原文学作为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与动态性。例如，在分析五四文学革命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出版业与教育体制等历史语境；在研究网络文学时，引入媒介算法、读者社群等视角。同时，研究突破了精英文学的局限，涵盖了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民间文学以及翻译、影视改编等多方面，试图呈现多样化的文学生态与媒体时代的文化格局。

　　其六，秉持以问题意识驱动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如前所述，本书并未遵循传统文学史按时间分期叙述的模式，而是采取了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式结构。六大主题单元既相对独立，又能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一个阐释百年文学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多维框架。例如，将“民间”主题贯穿百年历程，整合对延安文艺、赵树理乡土叙事、网络民间话语等的探讨，以审视民间与文学的共生关系；将“新媒介”主题与“世界性”关联，分析数字媒介如何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种框架既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又以问题为核心推动研究从“现象阐释”向“问题解决”转型，实现了从“史的描述”到“理的阐释”的范式转换。

　　总之，《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以百年文学为镜，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的曲折历程与内在逻辑。展望未来，我们深知文学将面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刻挑战，这些技术将重构文学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中国文学将继续在文化认同建构、价值引领与文明对话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文化认同层面，文学可深入挖掘民间与传统资源，强化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在价值引领层面，可聚焦科技伦理、社会转型等时代议题，通过叙事参与价值观念的重塑；在文明对话层面，则可依托新媒体优势，以独特的“文明叙事”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面对“后文学时代”的挑战，文学的精神内核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因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媒介形式的迭变而消亡，也未尝不可能以新形态独善其身。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将渗透至更广泛的文化实践之中，从个体的情感表达升华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思考，从而为中华文明的赓续与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持久的力量。依我们的理念，《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不只是一部文学史的书，也可以是一份现代文化建构的实践图谱，旨在为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技术与人文的复杂博弈中拓路前行，提供一种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探索。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