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大家谈】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场波澜壮阔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牵引性、基础性重点学科，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在理论创新、价值引领、资政育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壮海是这一进程的深度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之一。20余载潜心治学，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理论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造诣深厚。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沈壮海教授，邀其结合自身体悟，回顾1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的丰硕成果，探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展望新征程上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前进方向。

　　高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时钟回拨至2016年5月17日，一场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此，“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为激荡学界的时代强音。沈壮海教授是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这场盛会，更代表学界作了发言。

　　记者：作为当时的现场参会者，回望哲学社会科学10年发展历程，您有哪些感触？

　　沈壮海：10年一晃而过，但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亲切关怀、殷殷叮嘱，至今仍回响耳畔、催人奋进。正是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号召，寄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担使命。这篇重要讲话，是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指引与行动号角，激励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回望这10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既体现在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等方面，更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要求日益深入人心，转化为普遍自觉。例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越来越成为学界的行动自觉。这彰显了学术发展的崭新气象，也厚植了学术开新的坚实基础。

　　记者：在那次座谈会上，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代表，曾就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发言。对于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您有哪些切身感受？

　　沈壮海：我于2000年博士毕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这一学科首批毕业的博士生之一，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学科领域工作。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学科体系建设时，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这些年来，我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长足进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自觉不断增强，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其中有两点感受最为深刻：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生态发生了格局性变化。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得到有力扭转，社会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更加重视、对“大思政课”建设热情支持。二是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更足了。思政课教师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为把这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讲好，大家勤勉以求，努力不负使命。以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为例，我们组织老师们深研经典，并汇聚全国数十家单位力量，历经多年努力，推出《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等标志性成果；在思政课教学中，常态化举行“华山论剑”式的集体备课会，汇聚多学科力量共同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等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才能担负好这方面的重任？

　　沈壮海：理论的成熟，总是以体系化、学理化为标志。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而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拿出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求我们既要有厚实的学术功底，又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并善于运用学术方式讲好理论、讲好政治。

　　这些年来，我在此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与多位青年教师合著了通俗理论读物《人民最大——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释讲》。我们在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从“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造福人民是最大的政绩”“服务人民是最大的幸福”五个方面，回顾百年党史，坚持史论结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腻而又清晰的阐述。写作这本理论读物，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有了更深理解，对“为人民做学问”有了更深的体悟与自觉。

　　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和标识。从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到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再到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实践拥有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也对文化理论的系统性建构与创新性阐释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沈壮海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化理论研究，对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与症结所在有着独到思考。

　　记者：文化是时代变迁的先声，也是社会实践的深层编码。怎样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怎样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怎样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需要文化理论研究作出有思想深度、学术厚度的回答。回顾这些年的学术历程，您认为支撑一项研究走向深入、产生价值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沈壮海：这些年，我将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文化领域，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探讨。在此过程中，一个越来越强烈的体会萦绕心头：学术研究，贵在问题意识。只有坚持问题意识，葆有尽可能深入透彻求解的学术自觉，才有可能拿出有一定新意、耐读的作品。

　　以文化自信问题为例。这无疑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有许多关键命题，亟待我们看透彻、把准确、说清楚。比如，到底什么是文化自信？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如何增进文化自信？对于此类关键性问题，我们的讨论尚需更多着力。环顾当前研究，不难发现仍存在模糊理解、泛化运用、不当裁剪、简单注解乃至过度诠释等现象。在各式论见声浪迭起的讨论中，我们更需要多一分冷静，将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与身处的时代、脚下的实际、肩负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记者：您在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研究中，希望着力回应或突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沈壮海：近年来，我围绕文化自信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结集为《论文化自信》出版。书的封面上印着八个字——“承古强今，向新而行”，这集中表达了我对文化自信的基本理解。与这一基本观点相关联，我始终强调两个思维路向：一是整体观念，二是当下意识。

　　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应知整体、知走势、知内蕴、知趋向。既应知其源、识其流，也应真切地领略其涛浪所至、潮头所向。唯有建立起这种整体性认知，才能更加深刻体悟中华文化所通贯的大道、中华文化发展所体现的历史大逻辑，从而确立全面而理性的文化自信。

　　我们当然应当自信于所拥有的辉煌文明史，但自信于史，不应画上句号。更重要的是，要有对于从辉煌文明史中一路走来、延伸于脚下的现实事业的自信。换言之，既要看得起历史上的“我们”，也要看得起当今时代的“我们”；要尊重历史，更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承古的基础上强今，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研究中始终将“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作为相互贯通的命题加以审视。刚才您阐释了文化自信之“自信”的精神内核，那么，文化强国之“强”又当如何理解？

　　沈壮海：建成文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宏伟梦想。围绕这一时代命题，我主持撰写了《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一书。这部著作从2013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到最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正式出版，前后历时10年。全书始终聚焦于一个主问题：当代中国要建成文化强国，必须切准哪些关键要素，又该如何推进这些要素的建设？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秉持历史之维与现实之维的双重眼光，既回望中国古代文化盛世，也剖析世界上文化强国的共性特征。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与对话中，我们提炼出四个关键要素——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态、文化形象。它们在互动共生中共同推动文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也集中表征文化强国“强”之所在。

　　在持续深耕过程中，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建成文化强国，既需锲而不舍地扎实奋斗，也需放眼世界，辨大势、明潮流。为此，我组织力量，下大力气辑译了一批反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现状与走势的原始文献，汇集为八卷十册、千余万字的《21世纪以来国外文化发展文献选编》。目前，我们正深度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始终秉持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在当今世界文化图强的时代图景中，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方位与路径。

　　建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教材建设则是办好思政课的坚实支撑。一部好的思政课教材，既要承载思想的深度，也要传递育人的温度；既要体现理论的彻底性，也要贴近学生的接受度。而教书育人之道，恰蕴藏于教材编写的字斟句酌之间、课堂教学的循循善诱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首席专家，沈壮海教授既是教材编写的执笔人，也是教材理念的践行者。

　　记者：教材是学科体系的支撑、知识体系的承载、人才培养的依托，教材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您如何看待教材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作用？

　　沈壮海：无论是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还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都离不开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承担着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功能。任何思想理论和学说，要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教材、教学中的转化应用关系密切。

　　我多次参与教材编撰任务，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1年后更名为《思想道德与法治》）和《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两本教材的编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马工程重点教材，服务于高校普遍开设的同名思政课。党的十九大后，我有幸牵头承担该教材的修订工作。面对组织的信任，面对千千万万使用这本教材的大学生，我们深知肩上责任之重，不容有丝毫马虎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全体编写组成员汇集一室，对着大屏幕一字一句推敲斟酌。我们还请专人一字一句朗读，大家一起听语感、把逻辑。2018年春，新版教材如期面世，收获了不少赞誉。有前辈专家称新教材“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尤其文风好”，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这本教材与其他几本高校思政课教材一起，荣获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特等奖”。几年间，我们根据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要求，吸收师生使用中反馈的意见，又对这本教材进行了多轮修订，还推出了内容更多样、形式更鲜活的教学辅导用书。

　　《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则主要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之所以命名为“新编”，意在体现三个维度的创新追求：立足新时代语境，坚持宏微并重的新视野，努力形成新的话语体系。目前，同类教材多是在微观视野中观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即聚焦于探索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及其教育引导的规律，并以此为轴心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意义、要素、过程、规律、环境等问题的分析讲解。这本教材则尝试走出另一条路径：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视野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将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规律的探索有机融为一体，实现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统一。在新的视野与逻辑体系中，这本教材将许多新内容首次纳入教材体系，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制度和时、度、效等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全是“70后”“80后”。我们将这部作品视为新生代向学界前辈呈交的一份作业，也以此努力为学科的新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记者：从教近30年，您最希望传递给学生们的治学启示是什么？在您看来，做学问最根本的“心法”是什么？

　　沈壮海：作为一名教师，我始终铭记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天职所系。从教以来，我指导过不少学生，看着有些已成为所在单位的教学与学术骨干，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事。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我始终与大家共勉一个道理：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要做好学问，先要做好人，必须将“正品行”摆在首位。

　　在治学方面，我给指导的每届研究生经常讲的是三句话：“读元典、做实学、写美文。”“读元典”，就是要聚精会神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同时打开眼界广泛涉猎中外名著。元典之为元典，正在于其超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在于其常读常新的理论吸引力、生发力。“做实学”，就是要围绕真问题做真研究，以踏实的学风做扎实的学问。“写美文”，是强调要有好文风。不要误以为佶屈聱牙才有学问、花里胡哨才是美文。什么是好文风？我将之概括为“文简、意实、理透、韵美、神正”。好文风是在读书中滋养出来的，是在写作中磨砺出来的。欧阳修谈及文章之法时曾讲：“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从这个角度而言，读元典、做实学、写美文是内在一体的。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