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时间银行创新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为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要求正从养老服务的“供给补缺”向养老治理的“制度重构”跃迁，其本质是对人际联结、家庭关系、代际互动的重塑，是覆盖每个社会成员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制度安排与社会治理创新。这要求我们跳出“老龄化即养老、即负担”的传统认知误区，以全新治理思维激活长寿时代全社会激增的时间财富与人力资源潜力。

　　“时间银行”作为互助养老的制度创新载体，契合集体主义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是养老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也是新兴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其深层价值在于为长寿社会制度化互助提供了学理框架与实践路径，将个体时间财富、全民社会参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贯通，为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制度载体。

　　历史逻辑：长寿社会形态下制度演进的重要选择

　　面对长寿社会带来的系统性社会形态变革，时间银行是适配新发展阶段、破解传统养老模式困境、重构全生命周期互助体系的重要选择。

　　养老模式的迭代史是风险化解单元拓展与代际关系重构的演进史。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以家庭为单元的代际反哺模式，该模式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孝道为精神纽带，将养老风险限定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循环实现风险化解，但受限于家庭经济状况与人口结构，无法突破个体与家庭的边界，抗风险能力存在本质短板。工业社会实现了养老风险化解单元从家庭到国家与市场的跨越。社会化养老制度依托工业化生产力跃升与人口红利，通过制度化财富再分配实现养老保障社会化，极大提升了普惠性与抗风险能力。但随着全球长寿化、少子化趋势加剧，其内生矛盾日益凸显：福利刚性推高财政负担，社保基金可持续性承压，单一依靠国家与市场的供给模式，难以匹配日益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全球各国均在探索摆脱养老困境的新路径。

　　与西方国家“先富后老”的渐进式老龄化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独有特征，决定了既不能退回传统家庭养老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必须探索中国特色的应对之路。我国是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超大规模老龄人口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史无前例；老龄化进程超高速推进，数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历程，给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急剧冲击。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步推进，与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少子化深度叠加，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结构性缺口，亟须构建统筹多元力量、激活闲置资源、重塑代际关系、兼顾公平与可持续的新型养老与社会治理模式。

　　长寿社会形态重构了全社会时间资源配置逻辑，为时间银行提供了时代土壤。伴随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个体与全社会可支配时间财富总量实现历史性跃升，海量低龄健康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与互助意愿，是可开发、可转化的核心发展资源，彻底打破了“老年阶段即纯消费阶段”的传统认知。全社会时间利用逻辑，从传统单一生产性劳动，转向价值创造、互助服务、自我实现兼顾的多元场景，为跨代际、跨时空的时间价值交换提供了现实基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让时间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以标准化存储、跨期兑换、社会化流转的全链条技术支撑，让时间成为兼具个体与社会价值的核心财富。我国数字基建全面覆盖的后发优势、制度体系完备与基层治理扎实的自身优势、数智融合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创新优势，为长寿红利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时间银行的内核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深度同构。作为对长寿社会时间财富进行制度化管理与社会化配置的核心载体，其制度设计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高度契合，既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制度安排，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平台。它契合“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核心要求，打破政府与市场二元供给框架，将多元主体有机纳入养老服务与社会治理网络，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契合“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实现老有所为”的政策导向，以“时间储蓄、跨期兑换”的互惠逻辑，构建“参与—贡献—价值积累—养老支持”的闭环，为“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的统一提供制度框架；契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运行模式，成为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体系的关键纽带，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服务供给；契合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要求，无需大规模财政投入，通过时间财富的跨期流转，将闲置人力资本转化为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供给，为全生命周期养老保障提供了兼具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制度载体。

　　理论逻辑：重塑社会关系、创新社会治理的学理体系

　　时间银行是以时间为公共媒介、以互助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数智为支撑的制度化社会创新模式，其理论体系为长寿社会重塑代际关系、创新社会分工、完善社会治理提供完整的学理框架与全新的治理工具箱。

　　合作共产理论阐发了互助养老从自发互济走向制度供给、构建全新社会分工模式的生成逻辑。养老服务具有需求高频、场景碎片化、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单一主体难以兼顾覆盖面与可持续性。合作共产理论打破了公共服务仅能由政府或市场单向供给的固有认知，强调制度安排构建多元主体协作结构。时间银行正是这一理论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制度化落点。通过建立可记录、可核验、可兑现的时间财富转化机制，推动互助养老从偶发性的非正式交换，升级为可计量的制度供给机制，将分散的照护行为聚合为稳定的社区支持网络，实现养老服务供给从单主体承载向多主体协同、从经验化运转向规范化治理的转型。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共同阐释了时间银行可持续运行的内在逻辑。时间银行从个体自发行为走向制度化公共供给，完成了三重维度的系统性构建：一是以社会交换理论筑牢持续参与的动力根基，通过时间记账与跨期兑现规则，将一次性善意转化为可预期的互惠权利，消解了互助行为的机会成本与不确定性，推动互助从纯粹道德选择升维为稳定的制度预期；二是以社会资本理论破解互助的熟人边界限制，通过统一服务标准、可追溯服务记录与组织化信用背书，将熟人社会的互助逻辑嵌入可监督的规则体系，在防范道德风险的同时催生可积累的信誉资本与互惠规范，推动互助网络向跨家庭、跨社区的陌生人场景延伸；三是以社会支持理论放大互助的综合价值，通过常态化互动与网络化连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社会融入等多元保障，缓解社会孤立风险，而这种获得感与身份认同的提升，反向强化了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

　　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能够为时间银行成为社会治理新平台提供思路与启示。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看，时间银行是正式福利体系的重要结构性补充，它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闲置时间、隐性照护能力与互助意愿，转化为可调度的养老治理资源，形成对政府供给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补位，与第三次分配倡导的公益参与、互助共享理念深度契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视角看，时间银行依托我国强大的基层治理体系、公共服务供给与组织动员能力，不仅实现了养老服务供给的扩容提质，更兼具社会关系修复、公共精神培育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综合效益。它以互助为纽带，将分散的社会参与整合为可调度的公共资源，既能够精准解决群众个性化、即时性的服务需求，也能够实现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与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养老创新逻辑。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时间银行的核心内涵可清晰界定为：它是以时间为通用媒介、以全生命周期互助为核心、以制度规范为保障、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制度化社会创新模式。其核心在于实现三重跃升：从只为特定老年群体提供养老补缺，转向覆盖每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让零散的自发互助行为，变为标准化、可复制的新社会分工模式；从局限在社区的养老载体，升级为打破时空边界、兼顾精准服务与全域覆盖的社会治理新平台。

　　实践逻辑：时间银行创新的现实基础与考量

　　时间银行的制度价值，最终要落地于实践层面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数智技术的全面赋能为其突破传统发展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国内外的探索实践充分验证了其制度可行性并形成了可借鉴的发展范式，而立足中国国情、锚定长寿社会治理需求的系统布局，是推动时间银行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核心路径。

　　数智技术的全面赋能从底层重构时间银行运行逻辑，为破解其长期面临通兑难、监管难、追溯不畅三大核心痛点提供了完整方案。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迭代应用，从根本上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其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其中，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搭建去中心化信任机制，服务核心信息形成不可篡改的时间印纹，实现时间币发行、流转、兑换全流程透明可查，如南京等地的区块链存证实践，既有效防范了互助服务中的道德风险，又为跨区域通兑奠定了坚实信用基础；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匹配算法实现供需精准配对，改变了传统人工撮合的低效模式，如上海徐汇区的AI个性化服务匹配，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与质量。

　　国内外的探索实践充分验证了时间银行的制度价值，形成了多元可借鉴的发展范式。全球范围内，自1973年日本创立首个时间银行模式以来，各国形成了差异化发展路径：日本打造了以代际互助为核心的Fureai Kippu系统，构建起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成熟互助闭环；欧美国家则持续拓展模式的应用边界，英国将技术创新深度融入社区互助体系，美国将时间银行应用于医疗交通保障、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突破了单一养老服务的功能局限。我国自1998年上海晋阳社区开启本土化探索以来，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形成了一批适配国情的标杆样本：南京以立法明确规则边界，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制度与技术双重突破；上海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政务服务与基层互助的制度壁垒；成都聚焦农村场景探索社区自治与保险联动模式；广州创新混合激励机制完善公众持续参与的动力体系。

　　国内外实践的共性在于，均以时间存储兑换为核心机制、以互助养老与社区共建为核心目标；核心差异则体现为国外模式多依托社会自治与市场机制运行，我国则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依托强大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快速落地，形成了与超大规模人口老龄化国情相适配的发展路径。

　　推动时间银行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立足国情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全局统筹推进。理性审视时间银行的实践发展，既要看到其激活闲置社会资源、补位养老服务供给、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独特优势，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时间银行并非破解养老与社会治理难题的“万用良药”，其既无法替代专业化养老照护服务，也面临时间币跨期兑换的信用不确定性、规模化运营所需持续组织与技术投入等现实挑战。对此，必须锚定四大核心方向系统推进：一是筑牢制度根基，加快完善统一的制度规范与行业标准，健全跨区域通兑的信用体系；二是深化技术赋能，持续推动数智技术与养老服务、基层治理场景深度融合适配，完善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平台；三是健全机制保障，完善全链条激励约束与风险防控机制，平衡好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模式借鉴与本土创新的核心关系；四是推动系统协同，实现与现有养老服务、社会保障、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度衔接，避免孤立化、碎片化推进，让时间银行真正成为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