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恩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原副主编严昭柱，在为我所著的《刘绍棠全传》撰写的序言《为伟大时代传神写照》中说：“刘绍棠是一个对于50岁以上的人们可能无人不晓的刘绍棠，一个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相当陌生的刘绍棠，然而却是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中必定会流芳百世的刘绍棠，一个由党和人民培育无论为人为文均堪称楷模的刘绍棠。”我完全同意、赞赏昭柱同志对刘绍棠这一十分中肯、有见地的评价。刘绍棠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传奇式的作家

　　1936年，刘绍棠出生于通县儒林村。幼年刘绍棠异常聪慧、伶俐，他5岁入学前就识字、写字，许多难认、难写的庄农杂字也会写，如笸箩、簸箕、梿枷、鸡埘、旮旯、袼褙等。他还会编合辙押韵的顺口溜、打油诗。10岁在通县模范小学读五年级时，少年刘绍棠就和潞河中学的高中生酆德昭、王连城等人发起成立了进步组织“益智学会”，创办了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和好评的油印刊物《益智》周刊，并在上面连载了小说《飘零》。33年前，我在撰写《刘绍棠传》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存档的《酆德昭（历史）参考材料》中，看到了刊有刘绍棠的连载小说《飘零》的油印刊物《益智》周刊。

　　1948年，12岁的刘绍棠以3个100分、在5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赫赫有名的北京二中。入校后不久，他就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正式参加了革命（载于北京二中校史）。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刘绍棠利用学校经常断电停课的时机，写了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运河的儿女》。这部小说的原稿和刘绍棠升入北京二中考试时3张各得100分的卷子，被作为珍贵的档案资料，在学校图书馆里完好地保存了18年，可是“文革”时，图书馆被溜门撬锁，小说《大运河的儿女》的原稿被人私自拿回家中阅读，后来不知流落到何处，学校四处寻找，迄今下落不明。

　　1949年10月，13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刘绍棠开始发表小说，不久，短篇小说《新式犁杖》获《河北文艺》小说创作三等奖。《北京新民报》文艺副刊《萌芽》的编辑晏明非常喜欢戴着红领巾的小刘绍棠及其小说，当着刘绍棠的面，兴奋地称他为“神童”。从此，神童作家刘绍棠这个名号，便在北京迅速流传开来。

　　刘绍棠的声名，很快也传到了河北保定。1951年春节过后，河北省文联秘书长、著名诗人远千里亲自派人到北京，把14岁的刘绍棠接到保定，让他当上了省级文学刊物的编辑，正式走上文学之路。在此之前，远千里同志并不知道刘绍棠的年龄，见到他后恍然大悟，名声很大的刘绍棠原来还是个娃娃。为了不误刘绍棠的前程，半年后远千里便向河北省教育局打报告，保送他到通县潞河中学继续读高中（当时通县属河北省管辖）。

　　河北省文联是刘绍棠文学征程中的第一站。在远千里、柳溪等名家的引导、帮助下，刘绍棠的创作有了长足的长进。1952年元旦，在广大读者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青年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出了15岁的共青团员刘绍棠的短篇小说《红花》。这篇小说很快被选入《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而且此后不久还有了俄文译本、阿尔巴尼亚文译本。15岁的刘绍棠光荣地站到了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队列中。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呵护下，在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康濯等经验丰富的老作家的引导、帮助下，刘绍棠在文学之路上进步很快。1952年暑假，刚读完高一，16岁的刘绍棠创作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甫一问世，就被大诗人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栏”转载。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著名作家叶圣陶还立即作出决定，将它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这件事堪称传奇，刘绍棠为中国文坛创下了一个纪录——高一学生写的作品入选高二语文教材。同年，绍棠还发表了《摆渡口》《大青骡子》两个短篇。这3个短篇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刘绍棠的这3篇作品都写于16岁之前，因此，完全有理由称刘绍棠是成名甚早的传奇式少年作家。

　　1956年3月，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刘绍棠是480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他是抱着《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实际上是一部小长篇）出席会议的，而且还是重点发言者和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会议之后，刘绍棠又很快出版了《运河的桨声》的姊妹篇《夏天》（同样是一部小长篇），并且经前辈作家康濯和秦兆阳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600名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与此同时，《一心入社》《在冬天的牧场上》等多种文集、文选，也把刘绍棠的小说排在突出显要的位置上。更令刘绍棠欣喜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外边的新书预告牌上，用红红的大字写着：著名青年作家刘绍棠的新著、50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即将与读者见面。至此，刘绍棠神童作家的传奇色彩达到了极致。

　　自1958年初到1978年底，刘绍棠人生遭遇坎坷，沦落故乡，当了农民。他与父老乡亲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整整21年。但是，革命意志如同钢铁般坚强的刘绍棠，并没有从此灰心丧气、颓废沉沦。他在写给在潞河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挚友许尚武的信中说：“过些日子，我将回故乡去，做一个见习劳动者，我并不是悲观，目前我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想很高。倒不如做一点说一点好。过去，常常用渲染的语言，掩盖消极的行动，现在来个反其道而行，更实际些。我决不悲观，尽管许多好朋友都不相信；可是我的确不颓废。……归根结底，我要反‘眼高手低’为‘眼低手高’，‘低’与‘高’是相对的，不过这一倒置，却含有空虚转向充实的大意义。”刘绍棠说到做到，他刻苦、专心地劳动，学会了许多农业生产技能。在习惯农村艰苦生活的同时，还在一座夏不蔽蚊蝇、冬不挡寒冷的破宅里，在荒屋寒舍的炕沿上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3部讴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里建立的丰功伟绩的长篇小说（3部共100余万字）。

　　1979年1月，熬过了21年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苦日子之后，刘绍棠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平反后的刘绍棠精神焕发，干劲大增，积21年的生命爆发力，一口气写出近30部产生社会影响的中篇小说和《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等5部长篇小说。人并非机器，这个道理刘绍棠是懂得的，然而，为了弥补21年创作生命的空白，为了向亲爱的党、祖国和人民，向老领导、老朋友、老同学、老读者以及对他寄予热切希望的同志们偿还情债，刘绍棠全力以赴、日夜兼程。1988年8月5日，早已确诊糖尿病的刘绍棠，因整日伏案，积劳成疾，中风偏瘫。

　　此后，刘绍棠的半个身体不听指挥，变成了“半倒体”。但是，心红志坚，一身牛脾气和劲头的刘绍棠仍然不屈不挠，笔耕不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又完成了4部长篇的创作。

　　同时，刘绍棠对四面八方的约稿者有求必应，一视同仁，为全国13家报刊开辟专栏，共写了1000余篇充满灵气、豪气、英雄气的千字文，出版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红帽子随笔》等12部杂感、随笔集，成了有鲁迅先生风骨与精神的思想型作家。当你细细品读《勿忘通州城》《刺耳未必是噪音》《歌女不知亡国恨》《老调》《不当二等公民》《感怀茅公》《唱一出八仙请寿》《为百分之十七代言》《是谁手软》《只要一个正》等篇章，我相信您一定也会有与我相似的感受。

刘绍棠手稿

　　为发展社会主义乡土文学奋斗终身的作家

　　刘绍棠一生，不知辛苦地耕耘乡土文学。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但是鲁迅未及对这一概念作出学术性界定和阐释。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人提及它。真正提出乡土文学这一学术概念，而且逐步形成理论传到全国，使其成了气候，变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品类的人，当数刘绍棠。刘绍棠曾说：“乡土文学，在我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是刘绍棠致力乡土文学创作的四大准则。根据他对乡土文学创作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际，我认为他的乡土文学是讲究地美、水美、人美、风光景色美、语言美的社会主义“五美”文学。

　　这可是一篇大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对刘绍棠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俊美靓丽、光辉耀眼、动人心魄的劳动妇女形象，概括地谈一点读后感。首先，让我们检阅一下她们的阵容：望日莲（《蒲柳人家》）、青凤（《二度梅》）、梅畹珍（《两草一心》）、春柳嫂子（《渔火》）、柳叶眉（《瓜棚柳巷》）、蓑嫂（《花街》）、陶红杏（《草莽》）、杨天香（《鱼菱风景》）、火烧云（《荇水荷风》）、桃帘红（《蒲剑》）、黄莲（《芳年》）、金枝玉叶和翠枝（《吃青杏的时节》）、丫姑红枣儿和早青儿（《孤村》）、大红锦及唐菊儿（《花天锦地》）、金柱子（《村姑》）、出众的生产大队女队长关青梅（《年年柳色》）等等。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儿勤劳、善良、赤诚、爱憎分明，对爱情忠贞不渝，为正义和真理可以献出一切，她们的心灵纯洁如玉，品格高贵似金。如果把她们当中的每个单独摆出来，似乎还显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将她们聚集起来整体看，却显得那样引人瞩目，令人惊叹！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善美的道德力量，组成一个美妙无比的女儿国。这个女儿国是中华民族坚固的柱石。

　　这是从人物塑造本身来说的。现在，让我们再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一看刘绍棠作出的巨大贡献。几千年来，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远远地低于男人。物不得其平则鸣，因此女性的命运就成了文学创作中经常表现的主题。《红楼梦》问世之前，文人们只在女人艰难苦恨这一点上花费笔墨，即人们常说的红颜命薄。伟大的曹雪芹在其永垂青史的《红楼梦》里，第一次突出地表现了女性的聪明才智。不过，他所赞赏的还是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上层妇女，对普通劳动妇女只是偶尔提及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作家的笔下，虽然扩大了描写、表现妇女的范围，但是妇女仍然没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中心主题是武装斗争，女主人公也大都是战火中的英雄豪杰。新中国成立后，歌颂普通劳动妇女勤劳美、心灵美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总的来说，还不是很多。这种情况，只有在刘绍棠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里才得到彻底的改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刘绍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集中全力，以近700万字的宏大篇幅，专门描写、赞美普通劳动妇女的智慧与才干、道德与情操的作家。有人说刘绍棠有一支“女儿笔”，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文学方家的高见。我想这是刘绍棠乡土小说最大的亮点之一，也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大特殊贡献。

刘绍棠（左一）与故乡儒林村乡亲们交流。

　　全力践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作家

　　刘绍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虔诚的信仰者。12岁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冒着危险，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环境里，偷偷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初步学习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1957年，思想已经成熟并且成了著名青年作家的刘绍棠在其重要的文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中掷地有声地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作家和艺术家指出了最正确最光明的方向，给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无限广阔地、有意义地发挥创造精神和艺术才华的最大可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时代的发展，它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而且是永远不会变的。”

　　显然，刘绍棠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生前在与我谈论文学问题时，多次很有感触、分外动情地说：“迄今也没有谁能把文学与政治、文学写生活、作家上生活、文艺工作统一战线等几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能像毛主席那样阐释得如此的精辟、透彻。”对毛主席讲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刘绍棠是拍手称赞，连声叫绝的。毛主席的这几句话分明告诉我们，文艺创作必须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刘绍棠对此有着深刻理解，他在他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总序中说：“12岁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联’，13岁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队伍中吃粮，可谓致力革命与文学凡40余年，积40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与文学化合为一之目的，必须将革命的政治信仰与文学的艺术规律结合成浑然一体。革命与文学不是两层皮，不是水与油的掺和，甚至不是水与乳的交融，而是不分彼此，分不出你我，比H₂O还不可分割和分解。”在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中，无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批评家，还是作家、诗人，很少有人像刘绍棠一样，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或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做过如此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阐释，让人读过之后终生不忘呢。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刘绍棠全心全意地拥护毛主席的主张，他说：“写农民吧，演农民吧！农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值得演。在中国，没有哪个阶级，没有哪个阶层，比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更丰富多彩，对文艺创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大源泉。有心的人、有志的人，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工人和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体，是过去革命的主体，也是现在四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应该在文艺创作中占有主位，他们应该在报纸杂志上坐在主席台上。”刘绍棠还说：“农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形成中华民族道德和灵魂的阶级。”

　　那么，应该怎样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呢？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这段措辞严谨、精准的论述，刘绍棠远在孩提时就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一生喜欢与农民交朋友，而且好多作品还是在农村的土屋寒舍里写的。刘绍棠只活了61岁，其中有30多年是在家乡与父老乡亲一起度过的。几十年的风雨磨砺，和乡亲们同甘共苦，使他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从为人处世到艺术情趣都发生了返璞归真的变化。他以全部的心血和笔墨，描写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景，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风貌的多彩画卷……可以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赋予他艺术的生命，成就了他的文学大业。

　　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号召和1956年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双百”方针，刘绍棠也是完全拥护，积极照办的。众所周知，刘绍棠是20世纪50年代蓬勃兴起的“荷花淀”文学流派的骨干作家。1987年7月，他被邀请担任河北省文联新创刊的文学双月刊《荷花淀》名誉主编。在该刊的创刊号上，他写下了这样两句楹联式的刊头语：“独树‘荷花淀’文学流派之旗帜，兼容文学界各路诸侯之精英。”非但如此，他还在创刊主旨中，进一步表达了大力提倡艺术民主，促进作家团结的志向：“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荷花淀’文学流派要继承和守正，更需要发展和革新。因此必须充分尊重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中汲取、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荷花淀》文学双月刊绝不会对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采取轻视、贬低，对立、排斥的态度。”这段话充分展示了刘绍棠贯彻“双百”方针的大家风度。

　　孙犁同志曾这样说：“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我想，孙犁的教导，刘绍棠真正做到了，他不愧是孙犁最好的学生！

　　转眼，刘绍棠离开我们近30年了。今年是刘绍棠同志9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表达我诚挚的思念与崇敬——他那钢铁般坚强的革命意志、纯真的党性、超人的才华、高尚的人格、雅正的情操时时铭刻在我心里，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