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恺芮

　　编者按

　　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阅读之于儿童的意义，已毋庸赘言。但对于一些乡村地区的儿童而言，阅读仍然面临困境。本期深入乡村校园，探求乡村儿童阅读困境的破解之道。

　　小平（化名）是一名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古诗词能背，但照着念反而不认识。”完整地读完一本书、真正走进文字的世界，对他而言，曾是一件奢侈的事。然而在四年级这一年，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读”完了《窗边的小豆豆》。

　　这一切，源于甘肃瓜州县双塔镇中心小学与公益组织合作开展的远程阅读课。课上不仅有志愿者伴读，还有提问和讨论。“小豆豆的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深刻？”小组中，四个孩子分享了四个故事，小平也“听”到了四个故事。

　　双塔镇中心小学语文教研组长张玉荣，也是小平的语文老师。每天，她都会组织全班进行15分钟的自由阅读，并邀请学生朗读自己喜欢的片段。借助高频率的伴读与互动，小平“听”完了整本书。这个一度被课堂“遗忘”的孩子，触摸到了比课本更辽阔的世界。

　　小平的故事或许特殊，但乡村孩子的阅读困境普遍存在。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激发好奇心与探索欲、滋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如何让孩子拥有纯粹而愉快的阅读体验，真正爱上阅读，曾是困扰张玉荣和许多老师的难题。而今，他们正在一步步接近答案。

学生在山东青岛李沧区李村新华书店挑选书籍。张鹰摄/光明图片

湖北咸宁东港村农家书屋内，孩子们在阅读。刘建平摄/光明图片

　　缺失的“中心环节”

　　一位教育心理学家指出，0到3岁是培养儿童阅读兴趣的黄金期，3到6岁是发展阅读能力的关键阶段。阅读推广专家同样认为，若一个人在13岁至15岁前还未建立阅读习惯与对书籍的情感，此后很难再从阅读中获得乐趣。

　　然而，培养孩子自主阅读并非易事，在乡村，难度系数更高。

　　长期推动乡村儿童阅读的公益组织“多阅阅读桥”（以下简称“多阅”），调研过十余所乡村学校。其外联负责人张升华告诉记者，这些学校的藏书量近年来显著提升，“有的学校只有两三百名学生，却藏有一万册书”。但与391个孩子深入交流后，她发现问题依然存在：“当被问及‘最喜欢的书’时，大多数孩子回答的是课本、作文选或网络流行小说，仅有41人提到了其他书籍。”

　　人民数据研究院2023年发布的《中国儿童阅读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乡村儿童阅读启蒙时间普遍较晚，仅3.7%的孩子在3岁前接触阅读，远低于城市儿童的30.5%。从阅读量看，45.8%的城市儿童半年读书超10本，其中19.9%达31本以上；而乡村儿童中仅有24.3%达到10本以上。

　　书已到位，为何难以“翻开”？

　　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儿童阅读专家艾登·钱伯斯提出的“阅读循环圈”理论指出，阅读是一个由“选书”“阅读”“回应”和“有协助能力的大人”四个环节构成的循环过程。

　　循环始于“选书”，对儿童而言，图书的数量、内容适配度及陈列方式都至关重要。“阅读”包括阅读时间、听故事与自主阅读，必须保障孩子有固定时间沉浸书中。“回应”强调关注孩子在阅读中的反应——通过倾听与分享，他们探索不同领域的兴趣将自然提升。

　　而“有协助能力的大人”是循环的中心。钱伯斯认为：“不阅读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不阅读的大人。”对乡村儿童来说，“有协助能力的大人”常常缺席。

　　多位乡镇小学教师表示，校内留守儿童比例约四分之一，即便父母在身边，隐性的陪伴缺失也很普遍，“很多家长早出晚归，与孩子交流非常有限”。

　　这样的环境，容易将孩子推向“手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成留守儿童拥有专属手机，超半数使用长辈手机。67.3%的家长认为孩子有手机沉迷倾向，21.3%的家长认为已严重沉迷。

　　一旦滑入屏幕世界，孩子很难再主动走向书本。

　　要达标的不仅仅是藏书量

　　当家庭引导缺位，学校便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尽管许多乡村学校在藏书量这一“硬指标”上已达标，但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副教授卢玮静看来，真正适合孩子的优质读物依然匮乏。

　　在乡村学校，以双塔镇中心小学为例，图书很大比例来自捐赠。“捐赠是没有规划的，所以适配度肯定就比较低。”张玉荣告诉记者。

　　另一个问题是书的流动与可及性。北京某小学语文教师孟冀（化名）介绍，该校设有专职图书馆老师，负责按年级遴选图书，并每年更新畅销童书。但这在许多乡村学校难以实现。

　　“很多地区按1∶12的师生比配置教师，最低也要1∶19，即便按这个标准，我们还缺近20人。”云南省寻甸县仁德第四完全小学副校长胡思珏表示。“连生活老师都没有，更别说图书管理员了。”一位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补充道。

　　张玉荣认为，有书是第一步，真正读起来是第二步。要实现第二步，必须保障阅读时间，营造阅读氛围。

　　双塔镇中心小学迈出的第一步，是在晚自习时划出半小时作为全校阅读时间。“一开始我们设置的是15分钟，现在变成了30分钟。虽然牺牲了一部分教学时间，但要用长远的眼光去看阅读这个事情。”张玉荣说。

　　有人曾经向胡思珏提出，语文课上不能完成阅读任务吗？在这个问题上，几位语文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表示，语文课上更多教的是阅读方法，但要把这些方法迁移到自主阅读中，还需要孩子们平时大量阅读。而且，要培养阅读习惯，同样需要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不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老师的能力储备都有所欠缺。

　　阅读陪伴很重要

　　弥补乡村教育短板，越来越多社会力量也正在努力着。以“多阅”为例，该组织2012年发源于上海，最初服务于流动儿童学校。在尝试图书角捐赠、教师培训、亲子共读等多种模式后，最终发现“志愿者阅读陪伴”效果最显著。“我们与复旦、华东师大等高校合作，招募大学生和退休教师担任志愿者。他们热爱阅读，满怀教育热情。”张升华说。

　　但想要触达更多学生，人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制约因素。“多阅”的选择是志愿者远程阅读陪伴。

　　这样的陪伴并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每学期8次阅读课，全班共读一本书，辅以每日半小时自主阅读，由乡村教师陪伴乡村孩子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课程时间固定，如在周三下午全校统一开展。书目由“多阅”与校方共同商定。

　　“一个高校社团对接一所学校，两名志愿者带一个班。志愿者主导课堂，语文老师维持秩序。”张升华介绍，志愿者将孩子分成小组，以合作方式挑战深度问题，如共绘“西游取经路线图”。同时课堂还引入积分制度，每个小组回答完一个问题都会拿到相应积分，学期末根据积分进行评奖。

　　为“多阅”进行项目效果评估的志愿者丁一诺是一位社会学博士。她分析，这样的阅读具有社交属性，“可能有的孩子本想偷懒不看了，但是一进到班级，发现周围同学都在聊这个故事情节，他就会想要看一看”。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语文课吗？张玉荣认为，这种以“阅读课”形式开展的伴读分为几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志愿者带孩子读完一本书；其次是每节课设置任务与问题，推动讨论与交流；最深层的，是课堂不追求“效率”，而是倾听每个孩子的想法，鼓励表达、创造与多元视角——“这恰恰是我们老师做得不足的地方”。

　　回归教育的本质

　　这个过程中，乡村教师也是学习者，并开展了更多探索。

　　胡思珏所在的学校就策划了“整本书阅读”活动。“我们在活动开始时会先给孩子们上一节导读课，告诉孩子拿到书后怎么着手读，并制定阅读计划。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之后，我们开展一节推进课，检查孩子们上一段时间的阅读情况，继续教授阅读方法，引导孩子们往下读。学期结束时，我们会再开一次交流课，让所有的同学交流阅读心得、感悟。”

　　阅读“气氛”的营造方式是丰富的。

　　孟冀介绍，自己所在的学校，每个年级都有小型读书俱乐部，有的孩子喜欢科幻类，有的孩子喜欢人物传记类，根据喜好不同组成不同的俱乐部。学校有以书院为名的读书社团，参与其中的孩子会在每天的广播时间为其他同学介绍各种书籍，定期在学校报告厅举办分享会。

　　此外，每年5月是学校的读书节月。孟冀特别指出，读书节是全校多学科的联动，“春天，孩子们制作‘春之萌发’卡片，摘抄春天的诗；美术课有画‘环保包’的活动……”

　　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活动也逐渐在更多乡村学校展开。

　　胡思珏介绍，云南寻甸县仁德第四完全小学2020年开始尝试举办读书节活动，第二年除朗诵古诗词外，学校还带领学生编排舞蹈。“以后每一年读书节的活动都比上一年更丰富。”她说。如今，仁德第四完全小学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农村小学，还“领办”了周边两所小学，把阅读活动等经验都带了过去。

　　不过，挑战依然存在。

　　在卢玮静看来，从整个乡村环境来说，孩子还做不到自由取阅。一位山西的驻村干部告诉记者，以她所在的村子为例，这些年来，农家书屋的硬件条件都有了保障，但图书可读性比较低，相当一部分是种地、养殖类的技术书籍，还有普法类图书，少儿图书少之又少。因为没有专门运营的人，书屋常年上锁。走访学校附近的书店时，她发现基本也只有习题册、辅导书。“有一位爷爷带着孙子来我们村农家书屋，想找一些课外书，但找了很久也挑不出一本适合孩子读的。”她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学段升高，乡村儿童的阅读时长呈下降趋势，这种‘阅读中断’现象与升学压力叠加，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阅读空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指出。

　　“乡村教育仍然带有功利化取向，以考学、应试为主要目标，一些孩子对上学缺少获得感、目标感，处于迷茫状态。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乡土教育、美育、艺术教育、阅读等，让孩子们重回自我成长轨道，找回对生活的掌控与热爱。”卢玮静说。

　　项目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