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任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重视思想认识是中共党组织的重要特点，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组织上入党有明确的标识，思想上是否入党却不易检验，也正因为没有确切的量化标准，所以对每个党员来说，思想锤炼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发展出了一套制度化体系，不间断地去训练和纯净党员思想。这套体系包括支部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等，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训练场域——党校。党校是党员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而这“阵地”和“熔炉”无疑都是针对思想而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重视发挥党校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干部，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优秀革命干部。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很关注组织成员的教育问题。因为早期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人，所以，中共一大就计划组织工人学校，如“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按中共中央的设想，工人学校应通过不断的理念输出，提升工人觉悟，进而辐射四周，逐渐成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思想先行是中共革命的一个特色，早期工人学校的构想，实际上就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从1922年起，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唐山工人夜校、安源工人补习学校等相继开办。早期党校正是在工人学校繁荣的基础上应运而生。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设立党校问题，目的在于“养成指导人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需要说明的是，按最初的设想，党校主要是培养宣传人才。这与其后来从属于组织系统，专门进行思想教育，多少有点不同。

　　按中央当时的规划，党校可分为两种形式开办：一、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主要培养一般干部。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主要培养政治素养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方案确定后，虽然中央多次发文督促，但各地进展迟缓。资金与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因此，只有个别地方成立了党校。如1925年9月，北方区委创办了北京党校；10月，上海区委党校开办；1926年9月，广东区委党校开办。这不多的几所党校，实际运行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很多未如期开班，“或开办后成效有限”（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提到党校问题。一方面是不满意现状；另一方面，是想重新梳理体制，建立中央党校。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但是，鉴于地方力量弱，师资不健全，陈独秀认为应该集中力量谋发展，即设立可供500人学习的中央党校（《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就规模来说，这相当宏大；可援引对比的是，当时最好的地方党校——上海区委党校计划招生40人。

　　按陈独秀的设想，应立即在武汉成立中央党校。党的五大后，中共中央也确实多次讨论相关事宜。然而，这个规划很快夭折。在武汉设立党校的前提条件是国共合作能够维持，共产党能够公开活动；但7月中旬汪精卫全面“分共”后，中共在大城市几乎难以公开活动，建立中央党校的计划自然也成为泡影。

　　回顾大革命时期的党校建设，其成就主要是意识层面上的，即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尝试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训练组织内成员。虽然这一规划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但是，思想萌芽并非毫无意义——革命根据地成熟后，中共关于党校的构想开始逐步落地。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向武装斗争。仓促间，有两个困境摆在眼前：其一，干部缺乏。其二，既有干部的理论素质参差不齐。翻阅当时的文件，党员“政治素质低下”等表述随处可见。为克服弊病，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就在军委、师委、团委各支部开设党的训练班。与此同时，中央也要求红四军在占领区“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最好每个支部都能训练出一二十个干部（张泰城选编：《井冈山的红色文献》，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1928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中共六大代表时建议“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尤其要注重“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页）。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立即通告全党：“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中共中央党校校史文献史料选编》上卷，中央党校内部编印2013年版，第21页）中央催促，再加上革命根据地趋于稳定，专门的思想理论教育阵地——党校的创办，终于再次被提上日程。1931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大规模开办党校、培训干部。在中央的统筹下，地方党校首先兴起，如闽浙赣共产主义学校、湘鄂赣省委党校等迅速开办。与此同时，中央党校的筹建也很快提上日程。1933年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与苏区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当时，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就把中央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定于1933年3月13日开学——当时误认为3月13日是马克思逝世纪念日，实际上马克思是3月14日去世。于是，3月13日成为中央党校的诞生纪念日。

　　二

　　据担任过教务处长的罗明回忆，中央党校开办之初，教学宗旨有三：其一，培养工农干部；其二，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其三，锻炼思想意识，“洗掉旧社会带来的脏东西”（《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很显然，党校培训不同层次的干部，各有轻重——基层干部侧重业务学习，高级干部侧重思想锤炼。

　　党校学员分班，一般先按照工作性质划分为党班、团班、工会班、妇女班、新苏区班和白区工作班；再按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学制为4个月到8个月不等，高级班学习时间更长。开设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语文、地理、自然常识和数学等。学校专职教师不多，上什么课，就由那一方面的负责人来讲。如毛泽东曾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邓颖超讲授过党史，陈云讲工人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董必武讲西方运动史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都到党校讲过课。但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党校开办不久，第五次反“围剿”爆发，迫于战争压力，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很难有时间频繁去上课。虽然他们授课次数有限，但革命胜利后，很多人回想当年的学习生活都难掩激动。例如肖锋讲，当时党校有11门课程，以中共党史和苏维埃运动史为主。教员请中央首长兼任，苏维埃运动史由毛主席讲授，军事课由朱总司令讲授，地理常识由徐特立讲授。他还特别提到：听到毛泽东和朱德要上课，“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页）。

　　除常规性课程外，党校还经常举办学术讲演。从《红色中华》发布的信息看，学术讲演有两个特点：其一，面向群体广泛，不限于学员——每次讲演信息都在报刊上公布，并号召校外干部参加。其二，演讲者都是重量级人物。例如，1933年3月18日，第一次学术讲演，是副校长董必武讲《巴黎公社》。4月9日，第二次学术讲演，张闻天讲《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此外，张闻天还在中央党校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各地区成立分会，研究会也经常举办学术讲演。当时战争局势紧张，但干部的理论学习依然循规有序。

　　三

　　对于学员而言，党校当时传授的知识可谓先进而新颖。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思想语言，阶级斗争的话语和概念，在偏远闭塞的革命根据地极具先锋性。如李坚真回忆，她在党校听成仿吾讲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接触到那些名词，虽然“听起来有些玄乎”，但是“很新鲜”，“很感兴趣”。这让初来乍到的地方干部大开眼界（《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罗明也回忆，学员热情很高，上课时大家都认真记笔记。“有个别同志因文化水平低，在课堂上记笔记有困难，则用心听讲，下课后再抄别人的笔记。”到讨论环节，相互提问题，“发言热烈，敢于争论”（《罗明回忆录》，第156页）。革命初期，很多理论并未定型，学员理解不透，甚至是基于误解而展开争论，是课堂常态。李坚真就曾谈及，“有很多理论，我们一下弄不懂，讨论起来很热烈”。工农干部基于传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革命，自然会有误解，但“误解”的提出、讨论与澄清，有助于新观念浸入人心。

　　思想教育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提供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于激发人们对理论本身的兴趣。对于党校而言，让学员感受到“新鲜”，并能让其围绕着“新鲜”展开讨论，已是某种成功。李坚真的经历非常能表明这一点。她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时，大家整天争论，“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我们还在床上继续争论”（《李坚真回忆录》，第61页）。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是领会新思想的重要步骤。总体上看，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很注重讨论、注重受众的自我转变。事实上，讨论式教学也的确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回忆党校生活，都会提及热火朝天的讨论场景。谭启龙谈道：学习期间，“往往因为一个问题，大家激烈争论”（《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党校学员各抒己见，讨论氛围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信马由缰，因为讨论到最后，都会有标准答案来统一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党校学员并非关起门来纯粹读书，他们也深度参与革命实践，其中典型的有革命慰问、革命募捐等活动。《红色中华》多次报道党校学员的捐助活动，如1933年5月5日报道，党校学生召集大会，号召延期归还革命公债。1934年6月21日报道，中央党校捐赠草鞋210余双，干菜250余斤。成仿吾也回忆说，学员上课之余，参加很多社会工作，“如慰劳红军，募集公债，动员群众参军，帮助烈军属劳动，为战士打草鞋，组织宣传队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活动，等等”（《成仿吾往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13页）。党的干部教育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宣讲，同时也注重在实践生活中让学员体认真理。

　　多年后，许多学员回望党校生活，普遍感受是“收获巨大”。这种影响不仅是文化水平的提升，更是思想认识的转变。实际上，对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基层干部而言，党校提供的知识概念、理论解释，好比黑夜之光，一下子就点亮了视野，并成为其永久的思想底色。等到他们走出校门，其所知所学则成为新一轮火种，推动革命星火向更广阔的地方燃烧。

　　土地革命时期的党校存续时间较短，加之战争因素，办学过程中的曲折与艰难自不必说。但从制度上看，这一机构形成之后，作用巨大，并且延续至今。从革命的进程看，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另一方面，革命者本身也需要思想洗礼与回炉重造。党校的功能与作用，恰是把知识和政治融合在一起，即阐释理论，坚定信仰。这一功能不仅是革命年代之所需，更具有深刻的时代与现实价值。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