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心中的中华文明标识】

　　作者：赵运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

　　当今世界，中国人大概是最爱玉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石消费国。玉在中国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存在。“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中国古籍中关于玉的记载和使用无处不在。现代汉语中，以“玉”为偏旁及含有“玉”的汉字多达数百个。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神物、王权、道德、审美等不同层面的含义，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玦，距今约八千年。作者供图

　　神性符号：天地沟通的器物

　　《左传》记载，有一年齐国攻打鲁国。曹刿问鲁国的君主鲁庄公，你凭什么觉得能打得过齐国？鲁庄公给出了三个理由，其中有一条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意思是说，祭祀中所用到的玉帛数量绝不虚报夸大，必须以诚信对待神灵。在这里，“玉”是献祭中最核心、最能被神明识别的祭品之一。在古人的意识中，神明是喜欢玉的，用玉做贡品，就可以获得神明的保佑。

　　不仅历史典籍中记载如此，考古出土的早期玉器，也都带着强烈的“巫术”“沟通天地”意味。比如，距今五千多年的凌家滩玉鹰，翅膀顶端作猪形，身体中间刻有神秘的八角星纹，有学者认为，这是鸟崇拜、猪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结合。又如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有学者认为这是河图洛书的原型，玉版上的孔数和纹络象征对天道与宇宙秩序的理解。

　　在后世笔记小说中，古人有不少对神奇玉器的想象，如汉晋杂记《西京杂记》记载说，秦咸阳宫收藏有一支叫昭华管的玉笛，一吹奏，就会有车、马、山川、树木若隐若现，当停止吹奏，影像就都消失了，玉被赋予呈现天地万象的神秘能力；五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说,岐王有一个“暖玉鞍”，冬天骑马，把这个马鞍子放在马背上，可以自动加热，玉在这里被视为能调节天地寒温之气；明代《西洋记》中有一“东井玉连环”，这件宝贝可以把海水与淡水分开，相当于具有海水淡化功能的器物。此外，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中，还有一块象征贾宝玉身份的通灵宝玉，等等。古人这些想象的基础，实际都与古人对“玉”的神性崇拜有关。

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白玉如意。作者供图

　　政治符号：权力与秩序

　　《酉阳杂俎》记载，唐代宗时期，楚州进献给皇帝十二件“定国宝”，这些宝贝怎么来的呢？楚州刺史说，不久以前，楚州有个法号“真如”的尼姑，被接往天界，天帝就让她把十二件宝带回来了，这些宝贝中有不少玉制品：如“玉鸡”，质如白玉，羽毛纹理清晰可见，据说天子如以孝道治理天下，则自然出现；“谷璧”，质如白玉，璧上有谷粒状的纹饰，而无人工雕琢痕迹，天子得之，五谷丰稔；“西王母白玉环”，两枚，得此宝，能使外国归附，等等。据说这些宝物置于光下会有白气直冲云天。

　　从背景上来看，这个故事实际有政治寓意。唐代宗即位后宝物“降临”，是对其继承皇位的天意证明。此外，唐代宗在即位前因收复两京之功被封为“楚王”，楚州可视为他的“龙兴之地”，而宝物出于“楚州”，无疑也是对他合法性的一种神话式背书。

　　而从“功能”上来看，这些传说的玉制“定国宝”之所以能被赋予稳国安民、昭示天命的政治含义，实际承续了自先秦以来的玉文化传统。

　　在先秦礼制体系中，玉的材质、颜色、形制与使用范围，都被纳入严格的规范之中，形成“玉—权力—秩序”的稳定链条。

凌家滩玉鹰 作者供图

　　首先，从佩玉制度来看。《礼记·玉藻》对不同阶层应佩戴何种玉作出了说明：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等。玉在这里不仅是装饰物，更是“身份编码”，其颜色与质地如同官阶服饰或徽章，使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即可通过视觉识别等级与身份。换言之，玉被制度化为“可见的秩序”。

　　其次，从礼器制度来看。《周礼·春官·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具体来说，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套以六方与六玉相配的体系，是天子在祭祀天地四方时专用的器物。六玉各司一方，象征天子作为“天下中心”的角色，要以礼制维系宇宙秩序的平衡。玉礼器因此不仅是祭祀工具，还是王权与宇宙结构之间的象征性接口。

　　再次，从政治信物来看。《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的“六瑞”——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构成了政治授权系统。按照身份高低，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当天子遣臣镇守一方，常以圭为凭证，这种“命圭”既是使命书，也是权力授权的可视化符号。它保证受命者带着“天子的秩序”前往各地，使政治权力得以在空间上延伸。

　　总体而言，玉之所以能承载政治合法性，乃是因为它在礼制、祭祀、权力委任等多重场景中的反复使用，使它成为“秩序的物质化形象”。

　　德性符号：人格的外化

　　《史记·项羽本纪》有一段关于鸿门宴的记载：“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范增反复举“玉玦”，暗示项羽应当迅速“决断”杀刘邦。

　　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当年自己的同学们都“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

　　范增、宋濂的同舍生之所以“随身佩玉”，并不是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深受玉文化寓意的影响。

　　《礼记·聘义》记孔子言玉德，将玉的各种属性对应于道德范畴：玉的温润光泽，象征着“仁”；玉的质地细密而纹理分明，象征着“智”；玉坚而不伤人，好比是“义”；玉垂挂成串、规整有序，象征着“礼”；敲击玉时声音清亮悠长，最后柔和收尾，像“乐”；“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玉有瑕也不会遮住它的美，美也不会掩盖它的小瑕疵，象征着“忠”。此外，玉还象征着“德”与“信”，精神气韵与天地相通，等等。孔子实际上构建了一套“以玉比德”的道德模型，使玉成为君子理想人格的可视化模板。

　　《礼记》中还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的训诫。佩玉之人不仅佩戴其美，更佩戴其德。可以说，在古人的观念中，玉就是可见的德行，你佩戴玉，就是以玉的德行在激励自己的行为，玉就是“穿在身上的道德文本”。

　　当然，你佩戴不同造型的玉饰，又能展现更具体的品格，如《白虎通》曰：“能决嫌疑即佩玦。”在古人看来，佩戴玉玦是“判断力”“行动意志”的象征。玉环则以其圆融之形，象征品格的周全、庄重与无穷尽的恒心。文学作品中，玉环更常被赋予情感含义，元稹的《莺莺传》中，崔莺莺就把自己从小戴到大的玉环送给了张生，“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用意是希望张生金口玉言，能像玉一样坚贞，崔莺莺自己的志向则会像“环”一样，周而复始永不改变。以玉寄坚贞，以环表恒心——这是情感与德性的双重象征。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是一种品格的具象化工具。它使抽象的德性转化为可见、可触、可佩戴的象征物，使人格得以在社会空间中“实体化”，并通过形制与材质传递伦理、情感与身份信息。

　　吉祥符号：祈愿与祝福

　　唐代《杜阳杂编》记载了一个颇具幻想色彩的故事：唐肃宗赐给李辅国两枚能散发香味的玉辟邪，各高一尺五寸，玉辟邪发出的香气，数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如果有的人不小心用衣服拂了一下玉辟邪，香味在身上可以持续一年，即使把衣服放水里多次冲洗，香味也不会消失。这一记载反映了两个文化基础：其一，人们对玉天然的崇敬——玉质温润、坚贞，被视为天地精华的凝聚；其二，古人对“辟邪”类神兽的喜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图像大量进入玉器艺术，玉辟邪、玉天马、玉獬豸等陈设品兴盛，“神兽—玉”的结合，使玉在祈愿护佑的功能上更具象、更有效力。

　　至唐宋时期，随着佛教的日渐繁盛，玉器题材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观音、释迦牟尼等佛教造像。玉因其“清净无垢”的材质，被视为最适合承载佛性与法力的媒介，既能供奉，又能佩戴。此时的玉逐渐从贵族的身份象征，转向全民可共享的祈福媒介，其宗教功能与世俗祝愿开始交织，像民间后来流传“男戴观音女戴佛”，玉制“观音”谐音“官印”，玉“佛”谐音“福”。

　　进入明清，玉器与日常生活的结合进入新的阶段，世俗吉祥观念全面融入玉雕题材之中。明代玉牌上常见寿星、八仙、福禄寿三星、鹤与仙桃、山石与祥云等图案，或干脆直接雕刻“君子平安”“长宜子孙”等祝词，使玉牌成为日常“祝愿物”。清代有以“玉如意”为礼的文化：大户人家定亲、祝寿时赠送九件如意，寓“久久如意”；若在如意上雕刻谷穗、谷枝与鹌鹑，则成“岁岁平安如意”的具象表达。玉如意因此兼具礼仪、祝福与装饰三重意义。

　　玉器在不同历史时期承载的祈愿虽各有侧重，却都指向同一主题：以玉寄祥，以玉祈福，以玉护身。玉之温润、坚贞、通灵，为古人提供了一个能够把抽象愿望“物质化”的媒介，使祈愿可以被“握在手中”，祝福得以“随身相伴”。

　　在现代语境中持续焕新

　　进入现代社会，玉的文化生命，并未被历史尘封，而是在现代语境中持续焕新。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采用了“金镶玉”设计。设计者以玉环嵌于金牌中央，寓“金玉良缘”“玉德金声”，象征和平、和谐，也呈现出中华文明贵玉、尚德、求雅的文化传统。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向全球展示自身文化根性的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以玉言文化”的自然延续。

　　除此之外，玉在当代依旧广泛出现在生活审美与仪式场景中：许多地区仍保留送玉镯作为成年礼、婚礼、添丁祝福的风俗；现代珠宝设计中玉的比例持续攀升；以“君子如玉”“温润如玉”“怜香惜玉”“琼浆玉液”为代表的文化比喻仍是日常语汇。在文旅与文化创意产业中，玉作为“中国审美”的象征，也不断被运用于博物馆展陈、国潮设计、影视影像与IP开发之中。

　　可以说，玉已从古代的礼器与信物，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它所代表的“温润、坚贞、和谐、有德”的审美理想，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想象。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