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论语·先进》第十七章云：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是当时鲁国的执政卿季孙肥，谥称季康子。求即孔子的弟子冉求，仕为季氏家臣。学术史上对本章的解释，争议的焦点在于“周公”的身份。有人说“周公”是指西周开国元勋、鲁国始封之君周公旦；有人说“周公”是指春秋时期在东周王室世袭公爵的周公旦后裔；有人说“周公”泛指在周王朝任职的王族；还有人说“周公”是指鲁侯和鲁国公室。而周公的身份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其根源在于“季氏富于周公”一句存在解释上的困境。

　　一

　　据杨逢彬考证，文献中的“周公”如果是指周公旦的后人如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之类，必须有同位语如“黑肩”“忌父”“阅”；或者“周公”作“宰”的同位语，称“宰周公”。如非上述情形，则必能根据上下文将此“周公”与周公旦区分开来。除此之外，凡径称“周公”者必为周公旦。“周公”于《论语》中出现四次，其余三次也都指周公旦，因此本章的“周公”即周公旦。笔者认为杨说可信。且《论语·微子》云“周公谓鲁公曰”；《毛诗·鲁颂·閟宫》云“乃命鲁公，……周公之孙”；《左传·文公十二年》云“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周公称大庙，鲁公称世室”；《礼记·明堂位》云“命鲁公世世祀周公”。可见文献中“周公”“鲁公”之称判然有别，不可能用“周公”来表示鲁侯或鲁国公室。

　　而无论对“周公”身份持何种观点，学者一般都将“季氏富于周公”直译为“季氏比周公还有钱”或者“季氏比周公还富有”。我们既已确定此“周公”是指周公旦，就不免怀疑，为何要拿周公旦与季康子比富呢？北宋邢昺云：“孔子之时，季氏专执鲁政，尽征其民。其君蚕食深宫，赋税皆非已有，故季氏富于周公也。”这解释了季氏之富，却未解释周公之富。南宋朱熹云：“周公以王室至亲，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之，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朱子虽然解释了周公之富，但周公爵禄之富与季氏贪夺之富的性质完全不同，未见其有可比性。况且爵禄之富，列国皆有，代不乏人，何必远称周公？清人刘宝楠又云：“周公封鲁，取民之制不过什一。自后宣公税亩，已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己取其二，量校所入，踰于周公赋税之数，故曰季氏富于周公。”以季氏的私家收入与周公所定鲁国税率相比，实则是与鲁国公室之收入相比，亦非所谓“周公之富”。可见前人对周公与季氏比富的事理逻辑不能作出有效解释，故清人翟灏质疑道：“依旧说，则周公勋贵有之，曷尝以之致富，而乃与富人相衡量哉？”俞樾也说：“拟人必以其伦，以季氏而拟周公，非其伦矣。”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二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康子想在原有赋税制度之外再按田亩征收军赋，即“用田赋”，于是派冉求来咨询孔子的意见。此前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已经实施了履亩而税的田税制度，即“初税亩”。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至此田地所出赋税又将翻倍。这与孔子一贯崇尚的仁政理念显然相悖，所以孔子拒绝回答公家的问话，私下对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国语·鲁语》也载有此事，孔子对冉求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孔子一称君子之礼，一称先王之制，均在强调厚施薄敛的宗旨，斥季氏改制为贪婪犯法。季氏和冉求没有听取孔子的意见，鲁国遂于哀公十二年正月开始推行田赋制度。

　　学者一般认为，《论语》本章正是在这一史事背景下产生的，纷纷将“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坐实为冉求推动季康子用田赋之事，却鲜有人将三种文本中的“周公”联系起来。唯有翟灏《四书考异》在“季氏富于周公”之下即征引《左传》之文，认为用《左传》《国语》以证《论语》最允协。又姚永朴云：“《春秋内外传》载用田赋事，亦引‘周公之典’为言，则此‘周公’未可别为之解。”窃谓翟氏、姚氏之说是正确的。孔子告诫冉求时，一称“周公之典”，一称“周公之籍”，这是孔子推崇的法度标准。这里所说的“周公”是指周初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也就是《论语》中所称的“周公”。

　　周公旦勤劳王室，不曾前往鲁国就封，辅佐成王，鞠躬尽瘁，卒葬于周，为天下表率，且距春秋季康子之世数百年。如果要凸显季氏的富与贪，春秋列国强卿巨族无国不有，何须援引周公来比况？周公既无贪名，也不以富有著称，这当作何解释呢？翟灏云：“《说文》：‘富，备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宜训厚，以与‘薄税敛’之‘薄’反对。季氏之用赋厚于周公典籍，故云富于周公也。”翟氏认为“富”当训为厚，表示赋税重、税率高，“季氏富于周公”是指季氏所定赋税重于周公制定的赋税标准。这便摆脱了周公与季氏比富的尴尬解释路径，且与孔子所言“施取其厚，敛从其薄”形成反面照应。古文献中屡见“薄赋敛”“薄税敛”“薄敛”之说，与之相对者则有“厚赋敛”“重赋敛”“厚敛”“重敛”之语。“富”字本义为丰厚多财，古书常见“富厚”连文，则“富”之训“厚”不可谓无据。然则“季氏富于周公”的语法成分中，真正的主语并非“季氏”，而是季氏的赋税制度；介宾短语“于周公”的真正宾语也不是“周公”，而是周公的赋税制度。以此二者相比，则疑滞全消。

　　三

　　那么，依翟氏的说法来理解“季氏富于周公”，是否有“增字解经”之嫌呢？笔者认为，仅就字面上看，说“季氏比周公更加富有”似无不妥，却无法合理解释将季氏与周公作财富比较的逻辑，所以才有学者转而将“周公”说成春秋时的周公、鲁侯或周朝的公侯。但若将《左传》《国语》所载孔子与冉求的对话以及季康子用田赋的事实看作《论语》此章的语意背景，或者将《论语》此章看作《左传》《国语》所载故事的延续文本，在同一语境中揣摩其文意，便会发现翟灏的观点更加贴切。换言之，由孔子对季氏重赋的批判和对周公典籍制度的推崇，延伸到孔子对“季氏富于周公”的判断和对冉求的批评，其语意逻辑是自然顺承的。有了“季康子用田赋”故事背景的铺垫，将“季氏富于周公”视为语义省略，解释为“季氏的赋敛政策重于周公的典籍法度”是合理且正确的。

　　按《孟子·离娄上》云：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这显然是孟子对《论语》本章的改写和申论。观“君不行仁政而富之”一句，所谓“富之”对应的是“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的行为，所谓“君不行仁政”指的是“赋粟倍他日”的事实，对应的则是“季氏富于周公”无疑。可见在孟子眼里，“季氏富于周公”一句并非指向季康子和周公的私家财富，而是从国家治理、赋税制度和仁政问题的角度立说。所谓“赋粟倍他日”并不见于《论语》，指的正是《左传》《国语》所述季康子用田赋之事。可见，孟子也是将季康子用田赋的故事当作《论语》此章的语意背景看待的。这就进一步证明，“季氏富于周公”是指季氏的赋敛重于周公法度。

　　四

　　此外还有一点须作补充论证。《论语》“季氏富于周公”一句之所以具备语义省略的条件，除了依托《左传》《国语》的语境之外，还因为这句话也是孔子的口语，固有简略随意的特点。今本《论语》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两句置于“子曰”之前，形式上看似为一般性陈述，实则也属于“子曰”的范畴。《礼记·大学》郑玄注引《论语》云：“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衡·答佞》引《论语》云：“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孔子曰：“季氏富于周公。”《汉书·诸侯王表》颜师古注引孔子曰：“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苏辙《古史·孔子弟子传》引孔子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并不能证明郑玄、王充、李贤、颜师古、苏辙等人看到的《论语》版本“子曰”在“季氏”之前，只能说明汉唐学者普遍认识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两句也是孔子之语。

　　清人黄式三说：“‘求也’之称，记者无此体。下‘子曰’宜移在‘季氏’之上。”直呼冉求之名，确实不可能是弟子所记，只能是孔子口吻。但这并非文本上的错简，而是古书中的一种话语倒装。如《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当读作（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又如《仪礼·士冠礼·记》：“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当读作孔子曰：“其緌也，吾未之闻也。”皆同此例。

　　因此，“季氏富于周公”乃是孔子的口语化表达。试想，《左传》《国语》文本中孔子称说“周公之典”以批判季氏田赋制度之后，遂发出“季氏富于周公”之语，那是十分自然的省略，当时之人皆不难理解。只不过后来孔门弟子在各述所闻、编纂孔子语录之时，唯独将“季氏富于周公”以下摘出，编入《论语》之中，使其失却了原有的故事背景和语境依托，便鲜有人知晓“季氏富于周公”的本义了。纵观学术史，唯翟灏得其正解。而翟氏之前未有此说，翟氏之后亦无嗣响，余故表彰而疏证之云。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