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在未来的某一天，世界某处可能会诞生这样一个展览——

　　展品中，有来自中国的甲骨简牍，有苏美尔人的泥板，有古埃及人的莎草纸，还有欧洲中世纪的羊皮纸。展览应设专章献给“纸的时代”，选取世界各地的纸书文物，详细区分手抄本、印刷本，并介绍雕版、铅印、影印等不同印刷技术。策展人还会找来20世纪的收音机、电视机、电脑，21世纪的电子书阅读器、智能手机。这里，还应有一个专门展位，那里没有物质实体，而是用影像展示虚拟内容。

　　如果有这样一个展览，它的主题应该是：“与人类文明相生相伴的阅读媒介。”

　　今天的我们提到“阅读”“读书”，脑中往往会出现翻阅一本纸质书的景象——这是因为我们身处印刷文明太久，时常忘记，从结绳记事到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阅读从来都是一项复杂的活动。

　　文化史家说，“阅读自有其历史，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这部阅读史、媒介史足够缤纷，足够漫长，它有多种写法，却总会落脚于人的生存境况。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刻辞甲骨。新华社发

　　第一页

　　创造媒介：惊奇与赞叹

　　阅读史的第一页写着人类文明的荣耀和梦想。每项技术发明都伴随惊奇与赞叹，它们一次次突破人类自身的局限，让经验、记忆、情感得以跨越时空流传保存。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中华文明的叙事里，文字的发明拥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册典籍从最初就是先进文明的象征。

　　阅读史的开端振奋人心，我们就此踏上了发现媒介、改进媒介之路。

　　春秋到秦汉时期，中国人的阅读媒介已经从稀有的甲骨、贵重的青铜，变为取材和工艺相对简单的竹简、木牍、缣帛，一定程度上促进士人阶层崛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但阅读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记·孔子世家》记录了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孔子晚年勤于读《易》，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那时候，制作一部典籍常常需要几十斤竹片。

　　曾侯乙墓竹简的部分。新华社发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正是着意弥补竹简缣帛“贵”“重”的缺陷。

　　到东晋末年，桓玄帝下令“以纸代简”，纸张逐渐普及流行，简册帛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书籍进入写本时代。但写本书的弱点是需要依靠手工抄写，一旦发生“书厄”事件，极易散失毁灭。此外，由于手抄书籍产量低，绝大多数人仍被排斥在文字社会之外。在欧洲，手抄本也是奢侈品，“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致的对待”。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书籍有关。李约瑟的赞美热烈直白：“我以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展更重要的了。”

　　敦煌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刻本（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是现存最早有明确刊刻纪年的印刷品，证明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不晚于中唐时期。宋代，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中国书籍从写本过渡到印本时代。书籍数量剧增，抵抗“书厄”的能力大大提高，官私刻书藏书快速发展，阅读群体进一步扩大。元人吴澄有文记载:“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赠鬻书人杨良辅序》）

　　古籍修复师在进行古籍修复。新华社发

　　印刷术被称为“思想的炸药”。15世纪中叶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那时候，制作一部羊皮纸书，大约需耗费两百只绵羊的皮，这个成本可以生产6本纸质印刷书。据《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分析，印刷机的出现让书籍得以大量复制，由此催生了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阅读逐渐向大众扩展，知识不再被垄断。

　　及至近代，报纸这种“新媒体”闯入阅读的世界。梁启超称报章、学堂、演说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报纸这一新媒介改变了国人的阅读视野，“德先生”“赛先生”笔耕不辍，读者群体激增。可以说，阅读深刻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然而，媒介不会停下它演进的脚步。

　　电子时代到来——广播、电影、电视出现，书籍独领风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有学者赞扬无线电的公共性“像雨水一样洒在每个人身上”；

　　数字时代到来——计算机以“电脑”之名，重构感官万象。1971年“古登堡计划”将经典著作转为数字化的电子文本，人类第一次拥有了无重量、可瞬间传输的“数字书库”，从此不再有焚书禁毁的担忧。2007年亚马逊推出Kindle电子书阅读器，标志着电子阅读真正走向成熟与普及。阅读开始摆脱物理空间与实体重量的束缚，实现“随时可读、随处可读”。

　　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AIGC技术可以在几秒内生成多模态内容。至此，阅读已产生无限可能。

　　如果说机器印刷让阅读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普及则让阅读真正地走向“全民”。技术演进推动阅读群体扩大成为历史的整体趋势。

　　学生在使用智慧电子阅读终端上阅读课。新华社发

　　第二页

　　媒介焦虑：批判与怀旧

　　如果苏格拉底遇到米沃什，是否会展开一场跨时空的辩论？

　　像是历史上第一场“媒介焦虑”，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反对书面文字的普及，他认为文字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而诗人米沃什在1986年写下《但是还有书籍》，宛若一曲书籍的颂歌，他赞美书籍永存，“书籍比我们持久”，诗中流露出对印刷文明浓厚的眷恋之情。

　　历史充满奇妙的对称，阅读史的“第二页”写在“第一页”的背面。每一次媒介迭代在带来惊喜和变革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新媒介激烈的质疑、恐慌，以及对旧媒介的怀旧与感伤。媒介理论家沃尔特·翁认为，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和21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不无相似之处。

　　也许，阅读媒介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称手的锤子，读书人总能敏锐地发现一些“蹩脚”之处。

　　宋代雕版印刷普及，图书易得，却引来苏轼的反思批判。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诉说古人读书之艰，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时人得书便宜却“束书不观”。朱熹更是一语道破：“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苏轼与朱熹千年前的警言，与今日的阅读量焦虑何其相似？

　　1925年，《京报副刊》约请名家推荐青年必读书目，徐志摩附写感想：“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钉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哪！这一来您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只还是一双，脑筋只还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20世纪初中国现代出版隆兴，一百年前的“知识爆炸”造成徐志摩的阅读焦虑，可谓今日“信息过载”的知音。

　　媒介变革还常常伴随阅读行为和内容的变化。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提出，欧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阅读革命”，其时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从精读逐步转变成泛读，从朗读转向默读，从公众阅读转向私下阅读。这是出版物的产出方式和产出数量激增带来的自然后果。

　　摄影术和电视机更不能逃脱知识分子的批判之眼。本雅明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被广泛应用时，艺术品中的原真性不可避免地消逝了，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灵韵”；到了1970年代，美国艺术家不留情面地将电视观众比喻为“沙发上的土豆”。

　　古今中外，人们不断质疑媒介，也焦虑自身的阅读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横空出世，数字焦虑迅速“普及”，终于不再是文人知识分子独有的警言。

　　未来之书

　　重新想象：人与媒介的关系

　　站在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的交汇点，今天的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媒介，重新想象阅读。

　　与阅读相生相伴数千年，人类经历了纸张代替简帛，机器淘汰手工，发明了虚拟的数智技术。看起来，媒介一直在朝着更轻盈、更广泛、更自由的方向进化，它们是被不断更新迭代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媒介史观，催生了大量速朽的预言：

　　早在1990年代初，国外报纸上就有学者撰文宣称“书的终结已经临近”，千禧一代将张开双臂拥抱电子书，印刷媒介注定成为过时的技术，被丢进博物馆。但30多年过去了，电子书不仅没有取代纸质书，自身却陷入生存困境，电子书产业增幅放缓，2023年6月，亚马逊停止中国Kindle电子书的运营业务，于是又有人宣称“告别电子书”。

　　当下，几乎每年都会有唱衰纸质书的新闻，今年初，有人梳理数据发现，“9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年阅读量仅增0.21本”，再度引发阅读焦虑。有趣的是，近几年播客异军突起，截至2024年底中文播客听众突破1.5亿人，同比增长43.6%，增速全球第一。

　　事实反复说明，我们并不擅长预言媒介的生死。也许媒介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工具。媒介研究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断裂史观”认为新媒介的出现会推翻取代旧媒介，“延续史观”则观照新旧媒介互为交织的复杂性，强调媒介更迭中的回归、创新与共生。北京大学教授胡泳认为，从这些年的媒介变化可以发现，媒介确实是遵循着“延续史观”的规律。

　　我们身处于一个阅读媒介不断丰富且长期共存的世界里。短期内，电子书和纸质书都不会死亡，电子书不会取代纸质书，而是会成为纸书的副本和补充；在纸质书之外，听播客、看视频，甚至玩游戏都可以是阅读，就像一百年前人们开始读报刊一样。

　　近些年纷繁的媒介环境已让许多研究者回到麦克卢汉，人们意识到“媒介是人的延伸”依然没有过时。媒介可以作为人的延伸与发展，也会改造和主导人的某些感官：让人刷到停不下来的短视频，已把世界影像化、景观化，观众沉迷在大数据算法里随波逐流，甚至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播客和访谈兴起，不是广播回潮，而是口语文化和交流中“身体在场”的回归，是对话“灵韵”的复活；装订成册的书籍是书面文字的理想载体，文字书写早已融入人的思维和存在之中，正如尼采所说，“我们的写作工具正对我们的思想起作用”。

　　面对媒介的演进，选择乐观赞叹，还是焦虑拒绝？其实，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想象空间。从古至今，那些理解媒介、善于阅读的人，往往都能突破局限，激发自身的创造力。

　　汉末魏晋时期，纸张的发明和普及令大量作品得以传抄流布，极大地激发了文人创作的积极性，这才有了左思《三都赋》引发的“洛阳纸贵”。当时还有许多寒门士子本无门进学，却通过抄书购书获得了自学的机会。

　　当下的新大众文艺群体，大多是善于借助互联网阅读的人。在同诗人王计兵的访谈中，他的阅读写作经验令人印象深刻。最开始他在网络论坛上读一些打工诗人的诗歌，后来转为微信公众号。他的写作方式也是新媒介的，“从送外卖开始，我99%的作品是念出来的，再把语音转成文字。”以爱好、情感、求知欲作为内在驱动，如今，有不少人像他一样，能够在纷繁的跨媒介内容中，快速建立起个人的知识图谱，绘制自己的阅读地图。

　　AI时代，我们面临着数字化生存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培养复杂的多媒介阅读能力，提高媒介素养，还需要我们走向认知的深处——重新想象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

　　在基特勒等媒介理论家看来，媒介已不仅仅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中介工具，人创造了媒介，但媒介同样决定着人的存在，我们应融合观照媒介主体与人的主体，以更谦虚、平等的态度看待人和媒介的关系。

　　是人类将内容投喂给了AI？还是AI生成的内容供我们使用？关于内容的一切，正在算法的“黑箱”里趋于混沌，人与媒介交融共生，难分彼此，宛若庄周蝴蝶与物相齐。学会与技术和谐共处将是AI时代的新命题。

　　显然，未来之书已经展开。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