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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阅读之要 叩问精神之本
名家,在《光明日报》上写下的阅读长卷
光明日报记者 李笑萌 刘江伟 李蕾
“靠墙摆了一排书架,架上的书,有哲学的,有古文学的”。1949年6月18日,《光明日报》创刊的第三天,郑振铎在《朝阳》副刊撰文追忆瞿秋白,寥寥数语,照见读书如何浸润一位革命家的精神世界。
以“读书”为关键词检索光明日报数据库,郭沫若、老舍、曹禺、苏步青、钱三强、费孝通、季羡林、王蒙、陈平原……几代学者、文艺家、科学家畅谈读书。那些浸透着书香的文字,不仅留下了个人阅读的精神轨迹,更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记录着社会发展的历程,连缀起来,是一部中国人通过阅读启智增慧、涵养浩然之气的心灵史,也是一个国家向上生长、一个民族培育精神、一种文明积健为雄的时代侧记。

(上排左起)郭沫若、茅盾、老舍,(下排左起)王蒙、王宁、钱三强、夏衍、臧克家。均为资料照片
启智开蒙,筑就文化坚固基石
“那你得赶快学习呀!不识字为文盲,不读书为穷盲(忙),不学习为瞎盲(忙)。”老舍改编的相声《文章会》里,有这样一句新词,话虽俏皮,却透着一个时代的急迫——百废待兴的国家,需要千千万万肯读书、能思考的建设者。这段新相声被刊载于1950年《光明日报》《民间文艺》版,传遍大街小巷。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此展开。它不仅让亿万群众“睁眼识字”,更将“读书”二字,深深嵌入了社会生活的肌理。
车间、田野、炕头,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内容”。读书之风浩荡,渗入文艺,渗入日常——
郭沫若在《东风》副刊以浅显语言,把读书之用向百姓娓娓道来:“读书何所为?所为能创造;改革大自然,不仅开阃奥。人间成乐园,生产水平高。”
夏衍在《光明日报》头版写文章谈对年轻演员们的期望:“养成一种每天都要读书、随时都要学习的习惯。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学然后知不足……”
毛锜在《光明日报》上分享读书之乐:“当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在束手无策,莫知所措的时候,忽然,从一本书的某个章节中得到启示,而豁然开朗,那将是多么愉快和高兴。”
《光明日报》上,全国各地读书人的心得感悟,汇成一幅全民向学的生动图景。
阅读在全社会兴起,提升阅读质量,迫在眉睫。

名家在《光明日报》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资料照片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要求“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能有丰富的供应,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13天后,《光明日报》副刊《读书与出版》在发刊词中立下目标:“经过这个刊物,来加强读书界与出版界的联系。一方面使出版物的质量能逐步提高,以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另方面,使读者群众对书刊能作适宜的选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读书运动。”
这是一份朴素而深远的承诺。在这样的感召下,一批名家相继在报纸上留下了引导阅读的文字——
茅盾执笔,为读者细细解读鲁迅的小说与杂文,称其“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评述果戈理作品中洋溢的人民性,还与读者探讨我们为何喜爱雨果。
臧克家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专门发表小诗《礼物——介绍“为孩子们写的诗”》:“孩子们的佳节来到了,送点啥礼物给他们?新衣服,手风琴……想想什么最称心?……有一样东西最合适,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书店‘新书栏’的玻璃窗里,出现了‘为孩子们写的诗’。”短短几行诗,就将一本好书带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楼适夷面对全国每天平均八十种新书出版的新面貌,大声疾呼:出版社、报刊应当组织书评家,让每一本书都能到达最需要它的读者手中。他尤为强调:“最好的评书家应该是广大的读者群众,读者的意见,往往就是最中肯与最公正的意见。”
这些文字,不仅引导人们爱读书,更让人们学会读书。一场场阅读启蒙,为书香中国奠下了最初也最坚实的基石。从《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红色经典被郑重推介,到《十万个为什么》《发明家的故事》《算得快》等科普读物被热情介绍,《光明日报》的版面上,印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读书历程的每一个履痕。

名家在《光明日报》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资料照片
勤耕书田,汲取无穷知识力量
尽管在一段岁月里,阅读的灯火一度暗淡,但人们对读书的渴望从未熄灭。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如春潮涌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迅速凝结为全社会的共识。
读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为增长才干、报效祖国,也为追求真理、丰富人生。
这股求知的热望,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钱三强多次撰文,向青年人热忱推荐《简明科学技术史话》《居里夫人传》等书目,希望他们从书中汲取营养,勇攀科学高峰。1985年,他又专门发表《文理渗透拓宽视野》,指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交叉的时代,科技工作者更需提高人文学科的修养。与此同时,钱学森则从科研实践出发,在《光明日报》撰文呼吁,让研究者能及时看到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第一时间了解国外科技新成就。两位科学巨擘的文字,道出了同一个心声:书,是追赶世界、走向复兴的阶梯。
这一时期,人们对阅读的渴望火山式喷发。阅读成为人们丰富精神生活的自主选择。大量世界学术著作被系统译介,各类风格化文学作品满足不同审美趣味,科技普及、财经管理、升学自考等实用书目摆满书店书架……书海浩瀚,如何选得一本适合自己的书?
《光明日报》开设《名家荐书》栏目,邀名家开列自己的爱读书目。这些书单,是个人阅读史的真诚分享,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对知识结构的思考。

名家在《光明日报》上畅谈读书的部分版面图。资料照片
历史学家邓广铭将老友季羡林所著《留德十年》推荐给文科研究生,希望青年人从中体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治学精神;文艺评论家谢冕则挑出《万历十五年》《艺术哲学》《剑桥中国晚清史》等书,“读这类书除了知识,还有观念和态度。这不仅于治史有用,也于治文有用”;作家宗璞以“书当快意”为念,将反复读而不厌的《陶渊明集》《杜甫诗选注》《苏轼全集》等古典诗文一一捧出,劝读者读一读诗,润泽心灵……
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日常生活里,也多了阅读的场景。《光明日报》随之开设《我的书斋》栏目,邀请名家在这方小小的阅读空间畅谈与书为伴的人生体验。
翻译家冯亦代落笔“常梦念的小楼”:“书斋如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他平生的好恶。”刘心武描绘七平方米的书斋:“我热爱生活,热爱整个的生活,既热爱我小小书斋中的生活,更热爱书斋外面那宏阔博大的生活。”张世英珍爱书斋中的记忆:“学文学的妻子,学自然科学与新闻的儿女在闲谈中都能给我的书斋增添乐趣。”萧乾、冰心、季羡林、任继愈、欧阳山尊、方汉奇、蒋子龙……近百篇“书斋小史”写尽了书与人相互滋养的岁月。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爱书人的身影,更是一个国家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在知识中辨识方向、在书香中走向宽广的精神历程。
书香绵长,厚植民族精神根系
“那个年代的偏远山乡里书籍不多,要找一本好书来读,真要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好书,还得点起油灯抓紧时间读,后面还有人催着、等着呢。”这是作家叶辛在《光明日报》上对青年读书岁月的一段回望。
而今,叶辛笔下的艰难寻书,早已被今天的便捷阅读所取代。
出版体量之丰,前所未有——2025年,各类报纸出版230亿份,各类期刊16亿册,图书108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达7.71册(张),书海浩瀚,静待人读;
购书途径之广,令人惊叹——实体书店遍布城乡,网络平台一键直达,移动端随时随地皆可下单,好书触手可及;
阅读形式之多,目不暇接——翻页有纸质书香,点屏有智能触感,塞上耳机可听书,打开视频可品书,千卷万册,尽在方寸屏间。
从“一灯如豆”到“一屏万卷”,时代的页码翻得飞快,阅读的面貌焕然一新,阅读的价值更让人反复掂量。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进入新世纪,教育家朱永新在《光明日报》上发文《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倡导建立国家阅读日,疾呼“在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社会走向和谐文明的今天,全民阅读显得尤为重要”。他的建议,推动了把全民阅读写进国家战略的进程。
翻看《光明日报》近年的版面,“读书”更从一个个体行为上升为公共议题。建设书香社会,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
学者陈平原在《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中谈道:“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亮丽风景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
红学家冯其庸在《不读书无以能》中认为:“人一辈子在自我改造、自我造就、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就是读书和学习。读书学习愈勤奋、愈广博,可能他的自我开发、自我造就愈成功。”
语言学家王宁在《说读书》中道出:“书,特别是经典,记载了我们的历史。历史如滔滔江河,冲刷着石砾暗礁,用看似柔软却比火更烈的力量,锻造了中华民族值得景仰的人格。”
叙书卷旧事、聊阅世感悟、谈治学心得,名家们在《光明日报》上纵论阅读之要,叩问精神之本,讲述如何促进全民阅读、厚植深度阅读的精神根系。
2020年4月,王蒙、魏玉山、黄志坚三位嘉宾对谈,王蒙区分“悦读”“苦读”“攻读”三种境界,魏玉山引用数据谈全民阅读的喜与忧,黄志坚强调出版人的责任。从个人读书方法到国家阅读工程,话题的广度与深度,折射出一个民族对文化自信的深沉期许,对精神生活的集体追求。
从1949年郑振铎笔下瞿秋白的书架,到今日千家万户案头的灯火,《光明日报》上的这些文字,见证了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阅读接力。翻开一本书,便是传承一团火、接续一缕香——这是我们对昨日墨痕的致敬,更是我们对明日中国的期许。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4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