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文学风景】

　　作者：周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我叫李文丽，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一百一十斤。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来自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锦屏镇冉李村的一位家政女工拿起笔，通过写作和绘画“在时间的缝隙中拼接自己”，从“隐身人”变为发声者，从读书人变为写书人，创作让她进一步认识了自我，也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洞察。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读者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展现出她朴实而真切的情感世界。正如她在书中写道，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喜欢挤出时间写一些流水账似的东西，其中就有对写作的认知，“我为什么要写作/……为了治愈打工路上身心疲惫的累累伤痕/为了追寻曾经的梦想和最初的希望/以及未来好好活着的意义”。

在老家 李文丽画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营造出一个真实、立体的“李文丽的世界”。她对身体知觉、个人情感和场景细节的用心描写，使之拥有一种强烈的共鸣和张力，增强了作品的情感浓度。作为所述事件的亲历者，李文丽以个人独特、复杂、丰富的真实生活经验，展示出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激起人们重新审视自我生活。她还尝试以调查者的视角关注家政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她曾经匿名参加“网络漂流瓶”活动，设置的问题是“假如你的老婆是家政工，你会怎么看？”得到的回复是这个工作不“体面”，也“太累”，甚至有人对家政工的人品说三道四。作者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个工作不但让自己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也明白了快节奏生活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自己这双粗糙的手，挣到了钱，找到了人生价值，我们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作者基于“我”的切身感知，为“他者”共情，为“我们”代言，朴素的话语之中饱含着职业的尊严和生命的追求。

　　《我在北京做家政》的艺术魅力，来自其看似朴素却暗藏匠心的结构。全书三章，从“我在北京做家政”的个人疗愈，到“我的姐妹们”的群像塑造，再到“来处与归途”的历史回望，并非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一条用心铺就的精神变化轨迹。她曾历尽生活艰辛，脱离旧有的人生剧本，成为“无根的浮萍、断线的风筝，没有方向和目标”，孤独面对未知世界，在生存与良知、情感与物质、自我与角色的撕扯之中陷入迷惘。进而在城市劳动者的新身份认同中获得自信，实现自我重塑。在与姐妹们的倾听与被倾听中，她发现自己的痛苦并非孤例，“我”与他人在彼此凝视中相互照亮。她投身社会实践，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目光重新认识家政女工这个群体，思考什么是家政、为什么做家政、家政女工过得怎么样等问题。作者还写到她带着从群体中获得的力量回望来处，与母亲、童年、婚姻达成和解，最终在“我”与“我们”的连接中找到精神的归途。这表明，一个人的觉醒不是在孤独中完成的顿悟，而是在看见他人的同时被看见，在理解来处的同时被容纳。

　　作者通过平实的文字叙述，让真挚的情感隐藏在细节中不断积累，让读者慢慢体味，同时又用绘画直觉式地呈现自己的观察。她写第一回坐地铁，跟着其他乘客的脚步进了车厢，听到“嘀嘀嘀”三声响，继而车门“哐”一声关上了，“心感后怕”。到站了，车门刚打开，她就抓紧大包小包，“嗖”地一下跑出去，眼睛一直往后看，生怕铁门夹住身后的背包。三个拟声词，简单但鲜活、真实，将大城市里的生活日常“陌生化”，很有画面感。书中配发的李文丽画作《第一次坐地铁》，以即景的方式朴素呈现她对地铁生活现场的感知，图文并置，展开“对话”，构建起一个情感场域。

　　情感的真挚不一定意味着时刻保持克制，一味引而不发，而是要看情境，看内心波澜的起伏。《和儿子仓促的一面》写她和来京出差的儿子不到一个小时的会面过程，“泪水”成为结构全篇的一个关键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哗哗地挡住了视线”“任泪水跌落到衣服上”“只想让眼里的泪水肆意流淌”……晚上躺在雇主家的单人床上，“狭小的空间里，望着漆黑的屋顶，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蜷曲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来自生活现场的真切叙述，朴实无华，却因为“我手写我心”的真诚和善意，一位母亲丰富的情感世界得以铺展开来。

　　作者以笔触描摹生活中相遇的人事物，纠正人们对家政工、育儿嫂等群体的刻板印象，让“隐形”的普通劳动者有了新的光亮。《亲爱的可儿》中，她写自己作为育儿嫂与孩子的双向奔赴，孩子的天真治愈生活的辛劳，一句“阿姨，你的腿还疼吗”的温情问候，涌动情感的热浪。雇主与育儿嫂以亲密关系建立信任，育儿嫂的情感投入守护孩子成长，也在被需要、被信任中获得情感补偿，化解内心孤独与职业疲惫，书写出人间永恒的真善美。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