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贵、华迎（分别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演进，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已经从赋能千行百业的“技术工具”，跃升为推动经济高质量运行的新“经济形态”。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智能经济正从增量补充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这种跃升的背后，是发展逻辑的根本转换：当人工智能从局部应用走向全域渗透，从效率工具演变为驱动经济转型的内生变量，就必须超越“赋能”的定位，以完整的经济形态承接系统性变革。面对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技术性能比拼转向产业生态与治理规则的全方位博弈，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技术为驱动内核的新型经济形态，必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载体与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

　　智能经济新形态实现了三重跃升

　　智能经济并非数字经济的简单延伸，而是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层次变革，其本质在于：人工智能从“辅助性的赋能工具”跃升为“驱动内核”，并塑造了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基础、人机和人智协同为核心、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推动着生产函数、产业链乃至整条价值链的系统性重塑。

　　从“被动工具”到“主动伙伴”：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跃迁。人工智能从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发展成为能够自主感知、自主决策和自动执行的“智能体”，驱动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函数的变革。目前，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够在汽车压铸、电池生产等高精度场景中自主完成复杂任务，人机协同也已经从概念走向了现实；人工智能正在重构要素体系——生产过程的优化不再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基于实时数据流的动态调优，开启了智能生产新范式。

　　从“单点赋能”到“系统重塑”：产业升级的生态化重构。数字化、网络化主要解决的是产业内部的连接与效率问题，智能经济则是带来一场“生态级”的产业重构。这种重构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线性关联与垂直边界，推动产业运行从“要素驱动”向“协同驱动”升级。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释放出倍增与乘数效应。开源社区与共享平台的兴起，促进了创新资源的广泛流动与重组，催生了“人工智能一人公司”（OPC）、超级个体等新型组织形态，使产业组织从垂直分工走向网络化协作。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已转向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博弈，构建开放协同、共生共荣的智能产业生态，已成为在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

　　从“效率改进”到“共创能力”：经济形态的质变式跃升。智能经济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效率改进，驱动经济系统从“信息驱动”向“共创能力驱动”的质变。数字经济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智能经济依托的是价值共创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6G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推动“人工智能+制造”成为不同领域创新主体协同攻关和价值共创的示范场景，技术供给与场景需求在深度互动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二是价值层面的“范式转移”，智能技术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渗透，推动经济系统从行业分割和线性关联的价值链，走向跨界共创和网状协同的价值网，使得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在多元主体、动态组合的协作网络中实时共创，从而推动经济形态发生质变式跃升。

　　推动智能经济跃升的实践路径

　　夯实底座：算力、数据、网络、能源协同发力，筑牢跃升之基。智能经济的底座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能源与资源的系统配置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在算力层面，建设大算力、高互联的高端智算中心，构建全国统一算力交易平台，让算力成为可流通的基础资源。在数据层面，需统筹推进制度建设、流通优化、安全保障，完善数据产权确权机制，打通数据流通“堵点”。在网络层面，推进5G向行业深度渗透与卫星互联网规模化部署，打破地域壁垒。在能源层面，推动稳定低碳电源为AI发展提供优质电力保障，以算电协同有效破解算力高能耗难题。通过算力、数据、网络和能源的协同发力，算力逐步从孤立的资源演变为可流动、可调度、绿色化的基础能力，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支撑”的质变。

　　激活载体：智能终端与智能体双轮驱动，打开跃升之门。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是连接大众与智能经济的主要载体，分别对应“一硬一软”。硬件层面，AI手机、AI电脑、AI眼镜、智能网联汽车持续推陈出新，AI穿戴设备通过眼球追踪、手势识别等重构空间交互模式，具身智能机器人也从工业工具向家用伙伴转型。软件层面，人工智能已从“大模型能力竞争”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应用阶段”，智能体正从“对话助手”跃迁为“任务管家”，可自主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智能终端及其升级不仅拓宽了场景应用入口，更让智能技术从少数人可及的专用“技术工具”，变为人人可感的密切“生活伙伴”，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耕场景：垂直领域与原生业态双向突破，拓宽跃升之路。人工智能已发展到了场景牵引新阶段。一方面，聚焦制造业、医疗、农业、服务业，持续深化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与迭代优化，推动智能技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例如，具身智能机器人替代人类从事高重复、高风险工作，重构了制造业要素体系；AI无人机、土壤传感器等推动精准农业落地；AI数字人在政务与金融等领域提供贴心的个性化服务等。另一方面，推动智能原生新业态——天生就具备智能化基因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产业——突破式发展。通过“找场景”挖掘传统产业发展新潜力，通过“造场景”激发新兴产业创新活力，为智能经济注入了持久动力，以生成式AI、数字人、空间计算等为代表的原生新业态，正结合大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在政务服务、沉浸式教育等领域开辟了新赛道。

　　培育生态：开源发展与人才成长协同支撑，厚植跃升之势。开源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破局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大安全观的指引下，加快开源社区、开源数据集、开源工具集建设，整合国产算力、开源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等关键资源，汇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发者等多方力量，形成“共建共智共享”的良性循环。在人才层面，智能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化、多元化”特征，要在深化“AI+X”交叉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地域、行业壁垒，推动人才合理流动，让更多人才从智能经济的旁观者转变为智能经济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培育从“封闭”到“开放”、从“独享”到“共创”的创新生态。

　　为智能经济跃升提供适配的治理生态

　　推进智能经济发展，既要有技术创新的“加速度”，也要有制度供给的“适配度”。《报告》明确提出“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体现了以技术进步驱动民生福祉提升的治理智慧。

　　治理理念：从“管理”到“治理”。科学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智能经济的规范发展保驾护航。监管逻辑要从“事后追责”转向“全程嵌入”，从“单向管控”走向“多元共治”。需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发力的多元治理体系，将安全能力嵌入AI应用全生命周期，明确合规红线，夯实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健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算法治理机制，明确技术应用的禁区与底线，防范技术滥用与伦理风险。

　　制度供给：从“跟跑”到“领跑”。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算法治理机制等方面，需要加快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制度角色要从“跟随适配”转向“引领构建”。一方面要有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鼓励企业探索新模式、新业态，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另一方面要前瞻布局，统筹考虑安全与发展，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发展理念：从“技术中心”到“以人为本”。要将以人为本、可控可信等伦理原则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全过程，确保智能经济的发展始终遵循人类价值观和共同福祉。智能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是技术本身的演进，而是让更多人从机械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创造性、创新性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

　　向新求变、向智提质、向远布局，我国必将在智能经济新赛道上赢得战略主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智能经济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结果”，真正成为人人可感、各行各业可享的新经济形态。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