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作者：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系统回答了“发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产业”之问。这一部署既是应对内外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举措，又蕴含着重要理论价值。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紧迫性与传统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仅支撑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更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国家安全根基的战略举措。同时也要看到，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外部挑战加剧，“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甚嚣尘上，科技封锁与产业打压常态化；二是内部转型压力犹存，亟须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三是技术代际变革深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中国需加快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推动更多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四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直接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此形势下，唯有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突破增长瓶颈、防范外部冲击、赢得发展主动权。

　　发展经济学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路径与发展方向的重要学科，其中的经典产业理论在指导后发国家实现初步工业化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内在局限性也导致其难以充分回应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时代命题。其一，理论逻辑上受制于嵌入国际分工的思维定式。以比较优势理论、雁行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理论，侧重于利用既有国际分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增长。这一逻辑难以指导一个国家在科技封锁与产业链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主动打破“低端锁定”，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追赶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其二，在分析框架上忽视产业体系的复杂性及非市场力量。传统发展理论多以单一国家或单一产业为分析单元，聚焦线性升级路径，缺乏对复杂产业链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思考，尤其不能深刻阐释国家战略引导、新型举国体制等“非市场”力量在克服市场失灵、组织重大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其三，基于相对稳定的经济全球化背景，难以应对技术代际变革带来的产业重构要求。当前，数字技术与绿色革命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传统发展理论难以解释和应对由此引发的产业链深度重构的要求，也无法有效指导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前沿领域如何进行前瞻性布局和标准制定。综上所述，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超越基于既有经济全球化范式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一个融合发展与安全、市场与政府、效率与韧性、追赶与创新的新的理论框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部署的理论贡献

　　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在产业升级路径、产业安全定位、产业政策范式、竞争力源泉、发展目标维度等五个关键层面，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这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有着突出的体现。这些创新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复杂变局中实现产业赶超贡献了新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议程从“后发追赶”拓展到“前沿发展”新的境界。

　　其一，突破了线性升级范式，创新地提出多维协同的产业升级路径。在传统发展理论中，产业升级遵循的是线性演进路径。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则揭示出产业升级是一个多维度、多路径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数字赋能升级、创新驱动升级、绿色转型升级、融合协同升级等多重路径交织并进的升级模式。比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这种多维协同的产业升级路径，为面临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指引。

　　其二，重构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将产业安全内化为产业体系的核心维度。在传统发展经济学框架中，产业安全往往被视为外部约束条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将产业安全深度内嵌于产业发展的目标与过程之中，实现了发展与安全在动态中的有机统一，具体体现为产业链韧性、产业自主可控、产业备份三个层面。这一创新使产业安全从静态的“底线”转变为动态的“基线”，为在开放环境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其三，超越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观念，探索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政策新范式。发展经济学长期存在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我国则明确提出，产业政策应立足于弥补市场不足、引导长期预期、营造创新生态，而非替代市场或扭曲竞争。实践中，在功能定位上精准聚焦市场失灵领域，在政策工具上综合运用功能性政策与必要的选择性政策，在政策机制上建立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产业调控和政策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为解决“产业政策如何能够有效”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其四，深化产业竞争力理论，推动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综合优势的跃迁。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过于强调静态的要素禀赋，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则深化了对产业竞争力来源的认知，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应建立在综合优势基础之上，包括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优势、以产业配套完整为特征的体系优势、以创新生态为支撑的生态优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更专门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启示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应固守初始禀赋，而应通过战略引导和系统建设，整合并持续培育多重优势，构筑自身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其五，丰富产业发展目标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安全、环境多元价值的统一。传统发展理论通常将产业发展目标简化为经济增长或效率提升，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则构建了一个多元目标协调统一的综合性目标体系，不仅关注经济目标，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目标、安全目标以及环境目标。这就将产业发展从单一的经济维度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国家安全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载体，为寻求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全面、均衡的价值导向和理论参照。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