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李龙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经过百余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可以得知，礼乐制度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夏商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西周时期走向制度化。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郑国铜器墓组合（防疫站M6） 作者供图

　　然而，礼乐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顶层设计，不可能刚制定就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其传播和被接受有一个过程。尤其西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周王室对各封国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各封国的统治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礼制制定后的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相对缓慢。从考古发现来看，直至西周晚期，才在高等级贵族相关遗存中发现与文献对应的标准铜器组合。实际上，礼制最终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是在东周时期。同时，东周时期的礼制内容不断拓展，其内涵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从中能够一窥东周时期礼制新的发展。

　　礼制向低等级贵族的渗透

　　西周晚期，中低等级贵族墓葬中尚未看到明显的礼制，但这一情况在春秋早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在登封市告成镇袁窑村北的M3中发现了明确的五鼎四簋组合，在M1中发现了三鼎二簋的组合（该墓葬中虽然出土了七件鼎，但四件附耳鼎显系陪鼎，不在礼制之数），说明中等贵族中已经接受了礼制。而同墓地的M2出土的铜礼器为鼎1、簠1、盘1、盉1、杯1。无独有偶，位于郑韩故城内的新郑仓城小学M31是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其出土的铜礼器也是鼎1、簠1、盘1、盉1、杯1，而且从遗物的使用痕迹来看，鼎上有厚厚的烟炱，系长期使用之物，其他几件器物则有陶范或范芯残留，乃为了凑数所作的“明器”。登封告成M2和新郑仓城小学M31的组合一致，虽然与礼书记载的鼎簋组合不同，但也可以看到礼制在低等级贵族中的渗透，尤其是新郑仓城小学M31，凑数“明器”的出现，恰恰体现了礼制规范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为了“全礼”所作的努力。

　　不过，在春秋早期，并非所有的低等级贵族都遵循礼制规范。目前，在郑韩故城的考古发现中，春秋早期出土一套铜礼器的墓葬并不多。除上文提到的新郑仓城小学M31外，新郑康富威M39出土的铜器组合为一件鼎和一件簠，新郑热电厂M1和新郑房管局经适房M75只出土了一件铜鼎。同时，三座墓还出土了一些日用陶器。新郑仓城路小学M18没有出土铜鼎，随葬的铜礼器为一件盘和一件匜。这几座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各不相同，也和登封告成M2与新郑仓城小学M31不一样。这说明低等级贵族中的一部分接受了礼制，诸如我们在登封告成M2与新郑仓城小学M31看到的那样。而另外一部分人群则尚未接受礼制，因此墓葬中的铜器组合没有明显的规律。

　　到了春秋中期，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形成了明显的规律。在已经发现的9座属于春秋中期的郑国铜器墓中，共有6座墓葬出土了鼎1、敦1、卮1的固定组合。其余没有出土这套组合的墓葬，两座是因为被盗导致组合不全，另有一座也出土了单件的铜卮，可以看作是鼎、敦、卮组合的缩减版。如此看来，在春秋中期，低等级贵族中已经全面接受了礼制，因此墓葬中才会呈现比较有规律的器物组合。从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低等级贵族从春秋早期部分接受礼制，到春秋中期全面接受礼制的转变。说明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正是礼制向低等级贵族渗透的关键时间点。

　　礼制内容的拓展

　　春秋中期，郑国青铜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鼎、敦、卮组合。其中，鼎是炊器，用于烹煮食物，这点学界毫无争议。敦一般认为是盛食器，和簋具有相同的功能，甚至有学者认为敦就是簋的变体。无论如何，其作为盛食器用以盛放食物尤其是主食，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关于卮的功能，主流学界一般认为是饮酒器。如此看来，春秋中期在低等级贵族中流行的这种礼制，主要涵盖的是饮和食两方面。

　　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铜器组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鼎、敦、卮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盘、匜两个器类。盘和匜都是水器，匜在上倒水，盘在下承接水，两者搭配使用，用于在礼仪活动开始前清洗双手，以显示对礼仪活动的尊重和重视，可能也用于日常生活中如餐前便后等清洁双手。如此，我们就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低等级贵族所遵循的礼制规范有了明显的拓展，在饮食器具的基础上，增加了清洁用的水器。这说明低等级贵族遵循的礼制从饮食之礼拓展到盥洗之礼，在礼仪活动中需要遵循更多的礼制规范，礼制的影响范围也有所拓展。

　　礼制适用人群的下渐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能看到礼制在低等级贵族中的渗透过程，以及礼制的内容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郑国的考古发现还表明，礼制在向低等级贵族以外的庶人阶层下渐。春秋晚期以后，伴随着成组铜礼器的增多，大量小型墓葬中开始随葬成组的仿铜陶礼器，器类与同期的成组铜礼器基本一致，均为鼎、敦、卮、盘、匜的组合。在兴弘花园墓地、热电厂墓地、西亚斯墓地、双楼墓地等郑韩故城内或周边的墓地，都发现了大量出土成组仿铜陶礼器的墓葬。这一现象出现于春秋晚期，并一直流行至战国早期。尤其是在战国早期，出土仿铜陶礼器的墓葬数量已经多于出土日用陶器的墓葬，仿铜陶礼器取代日用陶器成为主流随葬器物。

　　美国学者叶-卡特琳娜在对新郑西亚斯东周墓地的墓主人骨进行研究后发现，有些墓主尤其是男性墓主的牙齿上，有明显的特殊磨损和牙釉质破损迸裂。她认为墓主很可能是从事某项手工生产的“工匠”，在劳作中需要使用牙齿进行协同工作，才会在牙齿上留下明显的磨损痕迹。如此说来，这些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主，即使不是全部，也有一部分的身份是“士农工商”中的“工”。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工匠这一人群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并非礼制应该覆盖的人群。这类人在随葬中使用与铜礼器组合相同的仿铜陶礼器，可以看出礼制的影响在扩大，使庶人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群受礼制规范的影响，放弃随葬原有的日用陶器组合，又囿于财力或其他方面的限制，转而使用仿造铜礼器组合的陶礼器随葬。尽管仿铜陶礼器不能等同于铜礼器，但同样的组合意味着它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功能，即希望逝者在死后世界可以开展相应的礼仪活动。这是礼制下渐到其原本覆盖范围外的人群产生的现象。

　　对礼制认识的变化

　　郑国墓葬的考古资料显示，东周时期礼制逐渐渗透到低等级贵族甚至庶民中，且礼制的内容有所拓展。这种变化也使得当时的人们对礼制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最初，礼制产生的功能是为了明尊卑、别贵贱。《左传》中也提到，礼制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就是说，礼制的产生，是为了确定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使得人们各安其位、各行其道。这是礼制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功能，也是周公制定礼乐制度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东周的一些文献中，能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礼制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的功能，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具体说来，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礼制作为个人立身之本。孔子有“不学礼，无以立”之语（《论语·季氏》）；《左传》中与孔子同时期鲁国的孟僖子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认为“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这些关于“礼”的表述，表明此时“礼”的内涵超越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制度，同时也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准则。二是礼制还上升到了国族认同的高度，成了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标志，如“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在稍后的文献中，也有人提出“中国者，礼仪之国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这些关于礼的表述，表明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礼是区分中国与周边四夷的标志。这两个变化说明，礼制在东周时期已经完成了由身份的象征，到自我认同、国族认同的嬗变。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