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珍名 陈晶晶（分别系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活”着的书院，素有“千年学府”之称。岳麓书院在绵延千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包括极具标志性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在内的诸多优良学风。坚持弘扬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对于推进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意义十分深远。

　　渊源根脉

　　“经世”一词首见于《庄子·内篇·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致用”一词源出《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经世”与“致用”连用始于明朝晚期。叶向高在《苍霞草·余草卷五》中记述：“披之不烦，读之易竟，真史学之捷径，而经世致用者之准绳也。”而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为经世致用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清晰地展现了孔子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的经世思想。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宋明时期，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对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多有探讨。王阳明“知行合一”主张为经世致用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迎来了新的发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主张“读古人书，不揆其实”，批判脱离实际的解读必然误判历史逻辑。顾炎武《日知录》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皆以经世为目的。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是《汉书》对汉景帝儿子刘德钻研学问、尤好古籍的称赞，评价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随后演变为实事求是考据学风。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玄学盛行，但仍有不少学者坚守实事求是治学精神，主张务实认知、规律依存于实体的裴頠就是其中典型。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明时期，二程强调应当追求天下事，且义理相对治经具有优先性，即所谓“穷经，将以致用也”。该观点也得到了朱熹的认同：“只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自宋以后渐趋式微的实事求是考据学风于明末清初复萌，乾嘉时期达至最盛，乾嘉学派以实证研究和文本批判为核心。在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中，实事求是学风超越传统考据学意义，开始在学界盛行，这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广大学人崇尚实学有关。

　　异同关联

　　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学风虽均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在岳麓书院的出现有早晚之别，其时间分野大致以曾国藩时期为节点。在曾国藩之前，岳麓书院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圭臬，将儒家经典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形成了鲜明的务实治学传统，且多以“经世致用”“经济之学”等表述直接彰显，或通过“即事穷理”“即物穷理”等相近概念予以体现。直至曾国藩时期，曾国藩率先将“即物穷理”“即事穷理”等传统理念与“实事求是”相提并论，即：“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随后，实事求是学风始在岳麓书院盛行。

　　之所以如此，原因可从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的内涵本质，以及当时社会的时势要求来看。从内涵本质看，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既有不同之处，也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方面，二者侧重点不一样，经世致用强调经现实之世务，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立足于行的维度，主要是方法论层面；实事求是立足于知的维度，既有方法论层面，更有认识论层面。在曾国藩之前，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侧重于“用”，主张学问之本不在于思辨玄想，而在于明道济世、开物成务，凸显“由知导行、以行载道”的实践取向。比如，南宋以降，内忧外患交织、社会秩序失范，身处变局之中的岳麓书院学人自觉将义理之思投向家国治理、边防军政与民生经济等现实场域，从经典义理与历史经验中凝练安邦济世的治道方略与实践方案，等等。在曾国藩时期之后，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风侧重于“体”，时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广大有担当的读书人包括岳麓书院学人不仅急切地寻求学问之为，更在普遍深思学问为什么而为。大家深刻认识到，学问追求怎样改造世界很重要，但仅仅停留在改造世界上是远远不够的，而怎样认识世界、把握客观规律，以更好服务国家民族之急需更加重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岳麓书院学人的主动担当切合了当时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以经世致用精神重塑古代实事求是内涵，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考据学命题成功转换为认识论命题，可谓恰逢其时、应运而生。

　　二者相似处在于，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均为一种务实学风，且在求实求理的价值目标和知行追求上高度一致。这也与岳麓书院千年秉持的办学主旨密切相关。岳麓书院是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大本营，湖湘学派奉行“经济之学”，倡导做学问要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岳麓书院创办之初，便主张不做空洞之学，坚持义理、训诂、辞章和经济并举。尤其自张拭主教时起，确立了“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办学宗旨。这也是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两种学风能在岳麓书院一起传承的内在原因。众所周知，“知与行”“体与用”是大多数中国传统读书人通常面对的命题。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风体现在价值追求上就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学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而且实事求是的“体”和经世致用的“用”实现了有机结合。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岳麓书院这两大学风可谓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有时人们为什么将二者相提并论，甚至“混用”。

　　教育实践

　　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在岳麓书院的教育实践，主要表现在规制传统、讲学范式、育人体系等方面。中国传统书院一般都有自己的规矩章法，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山长（院长）李允则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学田四大规制，类似现代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校史馆、基金会等，并通过学规章程与课程设计，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的精神内核予以制度化。比如，清代王文清两任岳麓书院山长，手订《岳麓书院学规》《读经六法》《读史六法》，要求所学不流于空论，面向现实关切，其中，学规强调：通晓时务物理，等等。岳麓书院课程虽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但始终并行“经济之学”与“实学”内容。清代以降，岳麓书院课程更明确地纳入地理沿革、河工水利等经世实务，使得对经典义理的探求与对现实问题的求解在知识结构上融为一体。岳麓书院生徒在研读《春秋》时探讨“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即求是，同时关联南宋边疆危机或晚清夷夏之辨，即经世，实现了知识学习与问题意识的同步生成。在教学方法上，岳麓书院注重实地考察。执掌岳麓书院长达27年的山长罗典创“行动导向”教学，常“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

　　与此同时，岳麓书院历代山长通过讲学、会讲、身教等方式，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推动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不断传承。首任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清代山长李文炤、王文清等致力于经史研究以明体达用。山长们将义理阐发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严谨训诂之上，始终指向现实关切，而且尤为注重设疑问难，常设“时务策问”环节，令生徒就漕运、边防、吏治等现实议题研拟对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860年前，岳麓书院主教张拭和朱熹共创中国古代书院“会讲”先河，史称“朱张会讲”。自此，“会讲”在岳麓书院蔚然成风，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均可在岳麓书院自由研讨。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深刻影响了一大批生徒，并通过他们代代传承。比如，王夫之倡导“即事穷理”“即物穷理”，魏源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着力主办洋务运动，左宗棠主张“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之书，求诸事物之理”，郭嵩焘则不断呼吁“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1917年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发展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时任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确立为校训，并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匾额，高悬于岳麓书院讲堂至今。1916至1919年间，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也曾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并深刻影响其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经世致用的学风强调，学术研究应当自觉观照国计民生、文明传承之间的深刻联系，倡导构建以真实问题为牵引的知识观，即研究真问题，从而跨越学科壁垒，在更高层次上重建知识的整合性、公共性与意义感。实事求是学风强调，学术研究要深入具体实践，通过系统调查与实证分析来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避免脱离实际的空泛推演，即真研究问题，从而为扎根中国现实、回应本土问题，以及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和认识论基础。因此，坚持弘扬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学风对于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