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曾兼任中国宗教学学会（今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老子今译》等，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哲学发展史》等，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编纂工作。

任继愈

　　任继愈先生的思想道路和学术贡献，有个一以贯之的核心，那就是“追求真理”。

　　年轻时的任继愈，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一篇很短的《自传》中讲，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但“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在他看来，哲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那一年，他18周岁。

　　任继愈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漫长而曲折，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

　　从信仰儒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

　　任继愈最初相信的真理，是儒学。

　　在他的青年时代，中国社会可以用“多灾多难”四个字形容。回望历史，他看到，每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的正气，就愈加磅礴发扬、深沉而博大。任继愈相信，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定有一个“深厚不拔”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直到1941年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他都一直相信，这个真精神，就存在于儒学之中。儒学的“义利之辨”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就是他首先看到的真理。

　　然而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任继愈对儒学的本质和效能，也开始了反思。在《宋明理学家的教育哲学》等论文中，他批评当时的“政府首脑们”，“专讲良心与道德”，政治却弄得一团糟。他回顾南宋末年，也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的大儒未能解决民生的实际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的出路何在？自己的人生归宿又在哪里？

　　1946年，任继愈随北京大学迁回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儒学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此时得到了新的验证。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任继愈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和许多教师一起，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几十年后，他曾回忆当时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思想收获：“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虚的。即使古人真正是这样想的，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只能把旧中国拖向苦难的深渊。”就这样，经历了旧社会多方的苦难，又经历了多年的探索，任继愈终于找到了新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新的真理，使他感到“十分振奋”。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观察问题的思想指导，也成为他待人处世的行动原则。

　　完成思想转变以后，任继愈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知他特别敬仰的熊十力先生。信中说道：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然而“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回了信，称赞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任继愈给熊十力写信的时间，是1956年。也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任继愈撰写、主编的部分著作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清理中国哲学

　　任继愈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他用马克思主义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佛教研究。

　　他在研究中发现，要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首先必须研究佛教哲学。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佛教哲学的第一篇文章，是1956年发表的《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此后陆续发表了《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这些论文是在中国大地上首次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系统地研究宗教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与任继愈在中南海谈话，谈话首先涉及任继愈研究佛教的文章。毛泽东认为，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任继愈讲清楚了。毛泽东说，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4年后，即1963年10月，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此书奠定了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开创者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清理佛教哲学，是任继愈清理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他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是全面清理中国哲学的代表性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受苏联影响很深。苏联哲学界对待古代哲学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日丹诺夫定义：哲学的发展，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1957年初，任继愈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日丹诺夫的定义存在问题。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座谈会上，任继愈指出，日丹诺夫的定义，至少存在三个重要缺点：第一，忽略对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哲学偏偏在这方面资源丰厚；第二，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内容丰富，但日丹诺夫的定义对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内容却注意不够；第三，日丹诺夫的定义没有给唯心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一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考验。任继愈坚持着自己认识到的真理，没有退缩。

　　1961年，受教育部委托，任继愈为高校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这就是后来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部书是任继愈在修正了日丹诺夫定义之后，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也是中国学者在借鉴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哲学观念基础上，独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长期被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

　　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1964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担任所长。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有四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宗教；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培养又红又专的宗教研究人才。

　　改革开放后，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走上正轨，为了向全国学术界说明该所的办所方向和工作内容，任继愈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加以区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是不是批判神学”。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任继愈主编了多卷本《中国佛教史》、两卷本《道教史》，还主编了《宗教辞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道藏提要》等供研究者或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使用的工具书，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和“续编”的编纂。作为《中华大典》总主编，他亲自主编《中华大典·宗教典》，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

　　任继愈还先后创办了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宗教学学会（今中国宗教学会）。他希望，中国的宗教学，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一个大发展。可喜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正在新时代新的出发点上不断成为新的现实。

　　梁启超早年坚定地追随其师康有为，认为儒家就是宗教、孔子是儒教教主。1902年，他一改这个观点，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不是宗教家，所谓孔教也不是宗教。此后又经过多位知名学者的重申和强调，“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成为学界的共识。

　　然而任继愈发现，中国古代，从皇帝到平民，都是信神的。“天地君亲师”，是古代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神祇。师，首先是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孔子也是中国古代信仰的重要神祇。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的正常发展是有规律的。中国不可能超越历史时代，在古代就成为无宗教国。他把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一篇篇文章发表，这就是“儒教是宗教说”。

　　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甚至每个关心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个发现都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在他的论文发表之初的十年内，几乎全是反对和批判的声音；20年内，仅有四个人明确表示赞成他的观点，其中三个是他的学生。不过，到今天，“儒教是宗教说”已经在宗教学界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在反对的声浪中，任继愈始终平静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只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发表一篇阐述儒教问题的论文。

　　要推翻任继愈的“儒教是宗教说”，就要推翻包括“儒释道三教”以及“三教合一”等说法和现象在内的历史真实。即使不同意对那样一套信仰体系使用“儒教”的称谓，历史真实还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发展完善以“儒教是宗教说”为代表的学理性论说，为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独辟蹊径，打开局面。

　　研究继承传统文化

　　任继愈在研究梳理、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工作，数量之多，用力之勤，深受学者敬佩。

　　在专业著作之外，为了使更多读者能够读懂优秀的传统典籍，任继愈还倡导古籍今译，主编了“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并自己亲自动手，今译佛教哲学典籍《肇论》等，四次今译《老子》；为了让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他主编了数量达110本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丛书”。

　　为了给21世纪我国文化建设准备资料，任继愈主编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主持了《中华大典》的编纂。直到他住入医院，《中华大典》的工作人员，仍然多次找他请示工作；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出版合同，是他在病床上签的。一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任继愈的勤奋，使他周围的人们觉得，他似乎会永远这样地工作下去。没有人想到，他有一天竟然也会倒下。

　　他为什么这样拼命工作，是什么动力在支撑着他，激励着他？

　　在晚年，任继愈曾用“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来评价他的师长。他的许多师长，在旧中国的混乱年代里，在抗日战争那非常艰苦的岁月里，自觉地把保存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而这“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正是任继愈对待传统文化心情的写照。深挚，是因为热爱；热爱，是因为我们文化积累的深厚。悲苦，是因为古代历史曲折悲壮，近代以来又多受苦难。任继愈当年选择中国哲学，就是基于这种“深挚而悲苦”的文化情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勤奋工作，也是基于这种“深挚而悲苦”的文化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如何做人。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任继愈身上，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他一身正气，他坚持原则，他为人至诚，他爱憎分明。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具有时代高度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他把传统的修身、齐家转化为共产党员的优良操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外面是共产党员，在家里也是共产党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