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作者：关照宇（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5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几乎同一时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日澳下一步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还计划于6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其此轮欧洲行的重要议题。

　　可见，日本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仅一个多月，高市早苗政府便借助密集外交为本国军工产业拓展外部空间，迫不及待地把武器装备推向海外。这一系列动作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向、军工产业复兴和对外军事合作扩张联动推进的集中体现。值得警惕的是，从出口规则松绑到海外市场拓展，从军工企业脱困到安全合作扩张，日本军工利益集团正在重新获得政策空间，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

　　难掩军国主义旧影

　　日本军工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产业问题。二战前，日本军部、财阀和军需工业相互支撑，军需生产服务殖民扩张，殖民扩张反过来刺激军需膨胀，最终共同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道路。以三菱、三井、住友为代表的财阀深度卷入战争机器运行，军工利益与国家扩张相互强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改造，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日本战争能力重建，防止军工力量再次成为其走向对外扩张的物质支撑。《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且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战后日本宪法对该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

　　然而，随着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军工生产能力以“特需”为名迅速恢复，一批旧军工资本重新进入生产链条，在美国主导的冷战体系中获得恢复空间。此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以公开庞大的独立军工集团形式存在，而是嵌入大型民用企业集团之中。部分日本重工业企业既有民用制造能力，也保留军事技术的研发制造能力，其军用产品覆盖陆海空多个领域。军工产业的这种“低可见度”，使日本在和平宪法和此后逐步形成的武器出口限制之下，长期保留本土装备生产能力。

　　因此，今天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抬头，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战后日本军工基础在政治限制松动、经济压力加大和安全政策右转背景下的重新活跃。过去被和平主义民意、低军费政策和战后制度约束压制的军工利益集团，如今正在借所谓“安全环境恶化”重新走到台前。

　　难掩军工复兴盘算

　　日本急于推动武器出口，意在再次扶持军工产业发展。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内市场狭小、订单规模有限、利润空间偏低等问题，日本军工产业面临不出口难扩规模、不扶持难稳链条、不扩军难保订单的结构性困境，产业发展始终存在明显瓶颈。由于武器装备主要供应自卫队，日本军工企业难以通过大规模生产摊薄研发和制造成本，受订单周期、材料涨价和汇率波动影响，日本部分装备合同交付后的利润率一度降至2%至3%。

　　日本军工产品的市场份额还受到美国武器进口的挤压。2016年至2023年，日本军事采购中本土份额为73.8%，海外进口比例为26.2%；而在尖端武器系统方面，日本高达97%的军事装备从美国进口。受这些因素影响，三井造船、住友重工等企业近些年放弃为自卫队制造部分装备，不少企业甚至逐步退出相关生产链条。

　　近两年，日本政府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积极扩军备战。在2023年通过《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调整利润率计算方式后，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又增至约9.04万亿日元，连续第14年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日本产业界也未置身事外。日本经团联等组织长期主张重新审视武器出口限制，推动将装备出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民党内“国防安保族”则围绕防卫费增额、反击能力建设和装备出口放宽持续发声。由财政加码、制度扶持到出口解禁，日本正在把对军工产业的扶持从国内生产链延伸到海外市场。

　　总体来看，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是以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为牵引，以军工产业复兴为目标，以对外军事合作扩张为路径的系统性安排。日本政府不断打开制度闸门，产业界持续寻求市场空间，保守政客借所谓“安全环境恶化”推动扩军，三者正在形成相互强化的政策合流。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难掩地区扩张之实

　　鉴于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危险，不只在于制造武器，更在于制造对武器的需求；不只在于服务扩军，更可能反过来推动扩军。一旦军工产业、保守政治和安全政策形成利益循环，日本就会不断放大所谓“安全威胁”叙事，再把这种叙事转化为军费和订单。

　　近年来，日本将东南亚作为武器出口的重要方向，频繁举办面向东盟国家的装备展览和出口推介活动，并同菲律宾等国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过去，日本面向东南亚的装备出口多以灾害救援装备、人道主义援助装备、巡逻艇、预警雷达和教练机为主，敏感性相对较低；如今讨论的则是护卫舰、导弹等更具作战属性的装备。日本试图把所谓的地区热点问题转化为武器出口机会，一边炒作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一边推动反击能力、远程导弹、无人装备、网络和太空作战能力建设。日本新版安保战略还提出把政府和民间尖端技术成果运用于军事领域，并同美国、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等开展军工技术合作，妄图借此扩大自身外交和军事影响力。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本应对历史保持敬畏，坚守和平发展道路。然而现实却是，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持续松绑武器出口，大幅提高防卫预算，强化进攻性装备建设，妄图通过重整军工复合体加速日本“再军事化”。其所冲击的，不仅是日本的战后和平国家定位，更是亚洲人民以巨大牺牲换来的战后和平秩序。殷鉴不远，不可不察。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破坏和平、为祸地区。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