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正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语》以“名”“类”为核心，构建了儒家分类认知的独特体系。“名”为基石，确立社会名分、伦理角色与价值标准；“类”为路径，贯通人性认知、教育实践与道德修身。二者一体贯通，正名为体，别类为用，形成“正名以定序、立类以明伦”的思想架构。既有研究多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角度探讨“名”或“类”，缺乏将“名”作为分类标准、“类”作为“名”之落地形态的内在贯通研究。事实上，“名”与“类”互为表里：以“正名”厘定秩序之纲，以“有教无类”“君子小人辨”“类推思维”提供认知践行之法，构建起以“名”证实、以“类”统物、以伦理贯天人的语言体系，彰显重伦理、重实践、重整体的中国传统思维特质。重新梳理“名”“类”思想，厘清其逻辑关系，不仅有助于还原早期儒家思想的完整架构，对于以传统智慧涵养社会伦理、规范社会角色、推进教育公平、塑造健全人格等亦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疆吐鲁番博物馆藏《论语》郑玄注本。资料图片

　　正名立基：“名”是认知分类的语言本源

　　《论语》中的“名”思想融符号表征、伦理规范、价值评判、政治秩序于一体，是古人开展分类认知的逻辑起点与根本基石。其核心命题“正名”被视为为政与修身的首要前提，奠定“名定而序立”的认知根基。

　　“名”是事物本质的语言表征，名实相副是认知的首要准则。“名”作为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与浓缩，与事物本质之间存在必然对应，必须准确反映事物真实属性，即“名实相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症结在于名实淆乱，表现为诸侯僭越名分、臣子不守本分、父子失却伦常。孔子答齐景公问政时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精准诠释了名实关系的核心要义：每一身份之名都对应既定的德行责任与行为范式。君主之名要匹配仁政之德、礼待臣下之责；臣子之名要求恪守臣道、忠心事君；父子之名要求为父尽慈教之本、为子守孝悌之伦。唯有名实相副，方能避免语言混乱、认知偏差与秩序崩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深刻揭示了“名”的规范性对言语、实践乃至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影响。

　　“名”是分类标准的语言载体，以概念界定划清认知边界。“必也正名”揭示了正名的深层逻辑：名称内涵清晰、边界确定，是非善恶、尊卑长幼、职责权利才有稳定的评判尺度。通过规范“名”的内涵与外延，为不同事物、不同角色确立分类标准，让分类认知有章可循。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名”的规范确立社会角色的分类标准，为人类对社会关系的分类认知提供了语言工具。《论语》还通过“名”为人的道德品质、言语行为确立分类标准。“仁”“礼”“义”“孝”“悌”等核心抽象价值之名，各自形成清晰的概念体系，成为人格分类、伦理辨别、言行取舍的根本标准。孔子从“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多维度界定“仁”的内涵，并以此作为划分道德高下、辨别行为善恶的最终标尺，让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参照、可践行的分类依据。

　　“名”是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论语》中的“名”通过规范语言与现实对应关系，为认知秩序提供重要语言保障。在《论语》的认知逻辑中，世界本身是连续、混沌、无边界的，没有天然的“君子—小人”“仁—不仁”“礼—刑”的区分，是语言赋予了这些二元分类。语言如同“认知利刃”，通过“命名”对混沌世界进行切割，划出类别边界，赋予每个类别特定意义，让世界呈现出可理解、可把握的秩序。若没有“君”“臣”“父”“子”等概念，就没有社会角色分类，也就没有社会秩序的存在。“名”不仅是标识身份的符号，更是承载道德义务与礼制规范的价值载体，每一个“名”都对应一套既定行为范式与道德标准。定名分就是定认知秩序，守名分就是守社会秩序。语言不仅是认知的工具，更是认知秩序的立法者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者。

　　别类践行：“类”是认知分类的实践路径

　　《论语》极少使用抽象的理论定义，而是善于运用具象的自然物象、日常场景作为隐喻，将认知理念转化为可理解的语言。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形成了“万物同类、天人同构”的分类思维，背后是“同类可推”的认知逻辑：自然物象与人类社会具有同构性，通过对具体物象的认知可推理出抽象理念。《论语》构建了一套以伦理为核心、统合天地万物与人伦世事的分类框架，其中“精神认知”是贯穿自然、人伦、政治等分类维度的灵魂。精神认知通过“仁”“道”“德”等核心概念展开。“仁”是最高道德境界与精神追求，贯穿于各维度：在自然维度，仁者“乐山”“乐水”，体现天人和谐；在人伦维度，“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标识，以“爱人”“克己复礼”为行为规范；在政治维度，“为政以德”是“仁”的治理外化。“道”分为“天道”与“人道”，“人道”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伦理规律，“朝闻道，夕死可矣”彰显其精神指引价值，“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以道为人生目标。“德”是“仁”的外化，为政以德、立身以德，“孝”“悌”“忠”“信”等均为德的具体体现，将抽象精神追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行为。

　　自然认知。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始终不离伦理视角。《论语》将“天”分为“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自然之天指客观运行规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命之天指道德必然性与伦理规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一语言分类既承认自然的客观性，又赋予其伦理意义，体现了“天人共生”的智慧。自然之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天命之天是伦理的源头，二者相互关联，共同奠定了“天人合一”的认知根基。

　　人伦认知。人伦是《论语》认知分类的核心。孔子对“君子”“小人”的划分，本质上是人格与道德的分类，而非单纯社会等级。在言语行为、道德修养上，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流动性，通过后天修养，“小人”可以转化为“君子”。这种以道德品质为核心的人格归类，不是为了固化等级，而是引导人们通过修养提升人格、完善社会伦理，使语言分类成为引导追求善德、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

　　政治认知。《论语》将治理方式分为“礼”“政”“刑”三类，确立“礼治为本、政治为用、刑治为辅”的体系，体现“德主刑辅”的政治认知。“礼”是治理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礼规范社会关系，也是刑罚的基础——“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对礼的分类细致，涵盖祭祀、宴饮、朝聘等场景，通过语言明确行为准则，实现礼治秩序化。“政”是治理的实践，核心是“正名正实”。“政者，正也”，统治者以身作则，通过规范社会角色、明确名实对应，实现秩序稳定。“刑”是治理的辅助，仅在礼、政失效时使用。孔子反对“不教而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鲜明区分刑治与礼治。《论语》强调“先礼后刑、德主刑辅”，体现了“以人为本、注重教化”的政治认知。

　　名实相应：“名”与“类”的辩证关系

　　名以定类，正名是别类的逻辑前提。“名”作为分类标准的语言载体，为“类”的划分提供明确依据。先有定名，才有定类；名的内涵与外延直接决定分类的标准与维度。若无“君子”“小人”之名，便无道德人格的清晰划分；若无“仁”“礼”之名，便无言行善恶的评判依据。名称确立价值尺度与角色规范，世间人事据此各归其类、各安其位。

　　类以成名，别类是正名的落地实践。“名”作为语言符号，其生命力在于实践，而“类”的划分正是“名”的实践体现。通过“类”的划分，“名”的内涵得以深化丰富，其认知价值得以彰显。若没有“类”的实践，“名”将成为抽象符号，失去实际认知意义。抽象的名唯有通过具体归类实践才能拥有现实内涵，实现名与实的双向契合。

　　正名为体，别类为用。名是分类之体，类是定名之用。“名”思想搭建社会伦理、名分秩序与价值标准的根本框架；“类”思想承担教化民众、修身育人、类推明理的实践功能。无体则用无所依托，无用则体难以践行。二者共同指向修身成仁、天下归仁的儒家终极理想。

　　这种“名类合一”的认知范式体现了“名—实—类—理”的逻辑递进：制名以指实，用语言指称客观事物；核实以定类，将属性相同的事物归为一类；循类以明理，从同类事物中抽取共性、总结普遍规律与价值准则。理又可反过来正名、核实、别类，形成“名—实—类—理—名”的循环自洽逻辑模型。这是与西方分类思维迥异的东方智慧，实现了认知、伦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论语》以极简语言建构了完整的认知分类体系，体现了语言对世界进行分类、是认知世界思维密码的思想。世界因语言而清晰，认知因分类而深刻，秩序因语言而确立。我们应深入挖掘其中的认知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结合时代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个人修养提供借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