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在激活中华传统思想资源时，人们大多将目光聚焦于儒学。这种选择并非没有道理——儒学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传统。而在这种背景下，墨学的相对失语，正构成一个症候。先秦时期，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在知识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多个维度，与儒学形成了结构性的思想对立与互补，而非枝节上的学派之争。这种对立与互补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框架、伦理基础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差异。因此，激活墨学思想，并非要在儒学之外另立门户，而是为了在多元张力中还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貌，进而为解决现代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在认识论层面的建设，需要一套独立于西方认识论传统的知识分类与评价框架。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道德实践与政治秩序，它对“知识是什么”以及“知识的根据是什么”这类认识论问题缺乏系统性的正面回应。而墨学恰恰在这一缺口上提供了原创性的思想资源。

　　《墨经》明确区分“亲知”（直接感知）、“闻知”（间接传播）与“说知”（推理所得）三种知识类型。这一三分框架完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认知活动描述，不依赖任何西方认识论预设而自成体系，是中国思想传统对“知识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的独立回答。任继愈在《墨子与墨家》一书中指出，“后期墨家这种对知识分类的学说，表明它的认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论证方法上，《墨经》对“类”（推理的基础单位）、“故”（推理的依据）、“法”（判断标准）等核心概念的精密界定，构成了一套独立的论证框架。英国学者葛瑞汉在《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与科学》中指出，后期墨家能够精确辨别归谬论证与类比推理之间的本质差异，这一分析精度足以与亚里士多德逻辑进行实质性比较。有学者进一步论证，墨辩的语言分析传统虽在精神上接近西方分析哲学，但其问题意识与论证风格完全独立于希腊传统之外。他们的判断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结构上独立于西方逻辑体系的推理传统。这不是比较谁更高明，而是关乎知识独立性的根本性判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认识论层面所需要的，恰恰是这类具有真正独立性的知识形态，而非仅在话语层面另立旗帜。

　　墨子三表法同样具有认识论上的独立意义，且与前述推理理论内在一贯。三表法以历史经验、人民所感、实践效用三重标准检验命题真理性，要求知识主张必须经受经验与效用的双重验证。这一框架将历史经验、社会事实与实践效用整合为一体，形成了儒学体系内部所缺乏的独立知识评价机制。三表法与《墨经》知识分类的深层一致性在于：两者都将可检验性作为知识有效性的基本条件，而这一立场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极为罕见。

　　二

　　从伦理学层面来看，儒学在面对陌生人关系、跨族群道德义务乃至国际政治秩序时存在结构性局限。儒家伦理的内在逻辑预设了伦理关系的差序格局，即以血缘亲情为起点，逐层向外推扩，关爱的强度随之递减。这一预设使儒家伦理难以为超越特殊情感纽带的普遍义务提供充分的规范性论证。

　　墨子以无差等的“兼爱”正面挑战这一预设，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将“天下之利”而非血缘亲情确立为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使普遍主义的道德论证成为可能。加拿大学者方克涛在将墨子定位为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后果论伦理学家，其道德评判始终以“利人”的实际后果为标准。然而将兼爱比附于后果主义，仍是一种化约。“兼”字的核心语义是“无差等”与“包容性”，而非功利计算意义上的“广泛”；兼爱所预设的是在共同体利益框架下的社会整体利益，而非个体原子式的权利计算。正因如此，部分学者主张将“兼爱”译为“inclusive care”（包容性关怀）而非“universal love”，以区别于后者所携带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逻辑。这场翻译争议本身揭示了墨家伦理在哲学上真正的不可化约性：它不能被现有的任何西方伦理学范畴完全涵盖，而必须以其自身的概念框架作为分析起点。这种不可化约性，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伦理学维度上彰显其独特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它提供了原创性的概念工具，而非对既有理论框架的本土化注解。

　　墨子不仅以社会公利为目标，要求在“尚贤”基础上建立“尚同”，指向全社会福祉的共同善。墨子“非攻”的论证结构同样值得重视。反对战争的依据不是道德情感，而是义利计算：侵略战争以一国之利侵害他国之利，从整体社会利益视角看构成净亏损，因而根本违背“兼爱交利”的原则。这种以总体利益评估为基础的反战论证，在逻辑结构上独立于西方契约论传统，却能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集体安全与合作收益的讨论形成实质性对话。墨子的“天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是先秦思想中普遍主义色彩最鲜明的政治哲学立场，与儒家以仁义礼乐为纽带、以差序为结构的天下观在根本预设上截然不同，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儒家天下观无法独立承担的补充价值。

　　“兼相爱”与“交相利”的二元结构进一步说明，这种道德理想并非悬空的宣言。道德关怀的方向由兼相爱确立，维系其可持续性的利益激励机制则由交相利提供，使墨家伦理区别于单纯依赖美德或责任的伦理理论，而具有制度设计层面的实践性。面对气候危机、全球公共卫生、核扩散等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集体行动问题，这种将道德理想与普遍利益互惠相结合的论证框架，能够提供儒家伦理与西方个人权利论证均难以覆盖的规范性基础。

　　三

　　此外，《墨经》在力学、光学、几何学等领域也给我们留下了系统性的知识陈述，表述形式也已具有明确的理论化倾向，而非单纯的技艺记录。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墨经》的光学探索独立于古希腊欧几里得光学传统，代表中国古代对光学知识的原生性发展。这条路径因汉代以后儒学的制度性主导而中断。重要的是，这一中断是历史条件的偶然产物，而非中国思维方式的内在局限。只有打破“中国古代无科学”的本质主义叙事，才能真正理解《墨经》科学传统对建立中国独立科学认识论的潜在价值。

　　儒学与墨学在先秦的双峰并峙，本身代表着中华文明内部的思想多样性和丰富性。鉴于此，在研究路径上，墨学的当代转化必须在多语种学术共同体中接受检验。中文学术界在文献积累与哲学分析方面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西方汉学界以葛瑞汉与方克涛为代表的分析性研究，为跨文化概念辨析提供了精密的学术语言；日本汉学界以岩波书店《墨子》译注为代表的实证文献学传统，提供了独立的文本还原视角。只有在这些不同路径的相互参照与批评中，墨学概念的普遍有效性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论检验。

　　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学术价值的真正标准，在于其所提炼的原创性概念工具能否有效回应当代世界真实的理论困境。从这一标准看，墨学的逻辑学传统、兼爱伦理框架与非攻政治哲学，不是等待被发现的历史文物，而是具有当代理论效力的原创性知识资源。激活这些资源，正是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条件。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