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晓莹（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讲师）

　　学人小传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会副会长。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

　　艾思奇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他战斗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被毛泽东赞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云南腾冲的艾思奇故居 资料图片

　　左翼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学者”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家庭，父亲李曰垓和长兄李生庄对他影响很大。怀揣“工业救国”的理想，他20岁时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与此同时，也探索着哲学的世界，“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直至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才“豁然开朗”。留日期间，为更好阅读马恩著作，他刻苦自学日文和德文，还加入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中断学业，愤然回国。他在致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1932年，他前往笼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虽然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但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仍坚持斗争。初到上海的艾思奇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于1933年写成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发表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综合性月刊《正路》创刊号上。这篇文章得到理论界和读者的好评，也引起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视。当时，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独立探索，推动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组织。为使艾思奇专心做好理论研究，文委委员杜国庠与社联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入社联。自此，他以“艾思奇”为笔名，成为一名战斗的革命哲学家。

　　1934年，经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在“读书问答”栏目为读者答疑解惑。不久，该专栏独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伴随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许多人特别是失学失业青年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当大众文化运动蔓延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问题已不是空口谈“大众要不要读书”或“应该读什么书”，而是要“拿些什么给大众读”（征农《拿些什么给大众读》，载于《读书生活》创刊号1934年11月10日）。此时的艾思奇，是一个“生活经验尝得极少”的“书呆子”，甚至把理论“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但面对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丢掉“学者”身份，捡起“初学”心情，将大量精力花在“把生活和理论打成一片”上，在《读书生活》连载24期《哲学讲话》。这些文章于1935年底结集出版，以通俗笔法阐发专门理论，揭开哲学的神秘面纱，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

　　由于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艾思奇在遣词造句、案例选用上煞费苦心，在修订第4版时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该书至今版本已超过90版，堪称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许多青年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进而踏上革命道路，有人感叹“一卷书雄百万兵”。

　　在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艾思奇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他驳斥“生物之自然发生”的所谓“真凭实据”，捍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自然科学基础的进化论。他写成《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等文章，对叶青等人在辩证法论战中贬低、曲解、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1933年，国民党加紧对无产阶级的文化压迫，艺华影片公司被捣毁。在如此严酷的局势中，艾思奇坚守在哲学理论战线，对新的中国哲学思潮作“横的解剖”和“纵的展望”，大无畏地指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有着无限“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唯物辩证法思潮”。这一时期，年轻的艾思奇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剖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思想，以战斗的姿态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延安窑洞里的“新哲学”

　　1937年，艾思奇同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辗转来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延安许多地方张贴着“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同志”的标语，毛泽东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延安来了这么多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两杆子结合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这一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经常一起讨论哲学、社会等问题。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毛泽东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指出此书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就矛盾和差异问题与其探讨，问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3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由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延安新哲学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组织，还集合各种哲学派别共同研讨，发挥着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一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带头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参与其中，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各种问题。

　　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引导下，艾思奇的学术境界达到一个新高度。1938年4月，他撰写《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后，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等文章，批判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阎锡山“中”的哲学，将自己的哲学活动与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1943年，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后，他当即写成《〈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毛泽东要求加印10000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由此，艾思奇的“新哲学”研究工作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中国化、现实化的拓展。

　　当时，延安干部队伍主要由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和全国各地涌向根据地的青年人构成，中宣部决定编写一本讲述唯物史观的教材，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1938年，时任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艾思奇与吴黎平合作写成《唯物史观》（在国统区出版时书名为《科学历史观教程》），许多机关将此书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材料。伴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机关和学校纷纷成立哲学研究会或研究小组，延安掀起一股哲学学习热潮。艾思奇被中宣部聘为小组辅导员，为其撰写学习提纲。这些提纲相当详细，前后达十几万字。为解决学习材料匮乏问题，艾思奇还主持编辑了《哲学选辑》，将延安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教程精华内容集中起来，构成整风运动第一阶段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学习书目之一。

　　1942年进入全党整风阶段后，毛泽东要求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系统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持总编辑工作。接到任务后，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开展编写工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如期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出版发行，成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列入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

各种版本的《大众哲学》资料图片

　　当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

　　纵观艾思奇的生命历程，可以说他当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

　　早在延安时，应抗日军政大学师生的一再请求，艾思奇被任命为该校专职政治主任教员。同时，他还在陕北公学等院校任教，专教哲学课。这位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哲学家，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不论是在教室还是露天广场，不论人多人少，他都力求把课讲好。1948年5月，艾思奇兼任华北大学哲学研究室主任，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还曾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三进清华园”为高等院校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8年中共中央重建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后，艾思奇调入该院，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教书，为党和国家输送了一大批干部。艾思奇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有人按职务称呼他“艾主任”“艾副校长”，他却说：“就叫我艾教员好了。”他常说，当好一个教员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好马列主义教员，更难，不仅要熟谙马列主义各门学科，还要懂得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卢国英《学者和战士》）。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艾思奇承担了大量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在课程方面，他授课涉及广泛，包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社会发展史”。1948年，为迎接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艾思奇毅然中断了撰写一部有分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心爱工作，全身心投入“社会发展史”课程的教授。他从“猴子变人”讲到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革，深入浅出，有材料有观点；他常讲常新，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有学员回忆说，“听他的课，并不使人感到有什么负担，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陈仲平《怀念尊敬的老师和战友》）。艾思奇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系列讲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广播里向大众宣讲党的哲学理论的第一人。讲稿整理出版后还被翻译成日文，其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针对大众学习哲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撰写多篇文章并结集为《从头学起》出版。此外，艾思奇一直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倡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设了“自然辩证法班”和“逻辑班”，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上台讲课，为构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在教材方面，1954年，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基础上初步写成内部教材《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年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贯彻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原则，围绕“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两大主题作具有内在联系的结构安排，还得到苏联读者的好评。对此，艾思奇始终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以后还要不断修改”，这是“我们党培养的功劳”（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1960年，在党和国家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自己的高校文科教材之际，艾思奇被委任为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他总结既往经验教训，提出相当的稳定性、比较准确简练、对象适应性、学术上百家争鸣等编写原则。（参见艾思奇《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在其主持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于1961年正式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外，在艾思奇指导下，自然辩证法班和逻辑班的学员分别编成《自然辩证法提纲》和《形式逻辑学提纲》《辩证逻辑提纲》，对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上海左翼文化阵地的笔锋鏖战，到延安窑洞里的哲思激荡，再到北京中央党校讲台的潜心耕耘，艾思奇“诚心诚意做学问”，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党和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当之无愧的“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