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艾思奇终生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在捍卫、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号召，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重要贡献。

　　为大众揭开哲学的面纱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中便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阶级和社会基础。然而提到哲学，许多老百姓往往望而却步，认为其虚无缥缈、神秘难懂，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被群众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针对这种现象，艾思奇表示，哲学并不神秘，而是“就在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而人民群众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取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实现自身的解放。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艾思奇通过著书立说、讲授课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群众头脑，成为群众的锐利思想武器。

　　艾思奇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为知名的当数《大众哲学》。此书一改过往哲学书籍晦涩难懂的状况，将通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运用生动鲜活的大众化语言、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和传统文化素材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例如，谈认识论，用“照相”作比喻，谈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打比方，用“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标题，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至新中国成立时，《大众哲学》已先后印刷32版，一批又一批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艾思奇曾任教于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等多所学校，以课堂教学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到许多其他单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了5年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主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少知识分子正是在艾思奇的帮助下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任继愈就评价道：“艾思奇同志在北大讲课，大约5年，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高等学校，在北大哲学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思奇同志功不可没。”艾思奇也积极向社会公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50年，他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各地收听这一讲座的听众达50多万人，讲稿经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32万册。这对于广大群众确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中国问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格言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属性和战斗属性。不同于把心思空费在名词术语推敲而脱离客观现实的书斋哲学，艾思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要说明世界，而且把主要的任务放在变革世界方面”。他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服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

　　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主张，首先表现为他对民族救亡的思考。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针对一些人无暇理会哲学问题、认为哲学无助于抗战救国的现象，艾思奇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包括武装斗争，哲学也应当“和这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正确的哲学运动“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提出把哲学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服务现实的作用。

　　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时，艾思奇始终不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艾思奇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具有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如果只靠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法则而不顾每个时代和社会的特殊具体形式，“任何正确的法则都会变成空洞无聊的公式，都不会有丝毫的真理性”。他认为，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时是指“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解决中国问题，不能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而是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不断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对此，艾思奇有过形象的表达：“我们从别人的研究成果里找到正确的哲学，于是就把它接受过来。但我们接受它，是像吃食一样，要能够把它消化，使它适合我们自己身体的应用，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像鹦鹉一样把别人的东西背诵得出来就算，而是要能够把它变通地应用到我们自己周围的事物上，这样一来，别人的正确的东西才和我自己的思想有活的联系，使我不至于孤立起来，同时别人的东西也就可以说是成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与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是一致的。

　　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

　　为满足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艾思奇编撰了多部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凝结了他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心血，其中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1961年正式出版的著作，是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既吸收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又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在整体架构、内容安排和表达风格上都带有中国化的特点，成为后来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蓝本。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撰写了多篇文章，介绍阐释《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多次作辅导报告，向公众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在修订《大众哲学》时，引用了毛泽东的“甘当小学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标志性哲学论述和观点，既使自己的著作更加形象、更有深度，又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他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教材也充分吸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机结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体系地呈现出来，对于人们系统准确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数十年学术生涯里，艾思奇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