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莲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群雄纷争，逐鹿中原。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及这一时期所涌现的风流人物极易引发世人的咏古之思，南朝以来，骚人墨客屡屡有感而发，代有题咏，形成了一条悠长的诗歌之流。

　　综观古代的三国人物题咏诗篇，有三个特点最为突出。第一个特点是题咏对象越来越趋于集中化。南朝、唐、宋、元时期，诗人关注、吟咏的三国人物丰富多样，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型或某一阵营，既包括诸葛亮、曹操、刘备、周瑜、张飞等重量级人物，也包括庞德、王浚、左慈等知名度有限的人物。如唐诗中，张九龄《奉和圣制过王浚墓》、罗隐《王浚墓》、李贺《王浚墓下作》、罗邺《过王浚墓地》皆是就率军灭吴的王浚发论；而宋代苏轼有《郿坞》《董卓》诸诗，批判董卓残民逞凶、专权祸国的劣行；元代潘音有《庞德公》诗，宋无有《左元放》诗，张雨《东汉高士咏》内有《左慈》一首……这些触动诗人心弦的皆非主流人物，诗人题咏的对象较为广泛。至明清时期，诗人在题咏对象的选择上呈现惊人的一致性，即聚焦于核心人物，并更倾向于蜀汉集团的正面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出场的1191个人物之中，最受青睐的是关羽、诸葛亮、刘备、张飞和曹操。值得注意的是，受小说、戏曲传播的影响，在正史中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也得到了诗人的关注。最典型的就是周仓，正史中并没有他的名字，元人鲁贞《汉寿亭侯碑》一文中始见其名，云“乘赤兔兮从周仓”。此后的三国故事中，他成为关羽须臾不离的随从。至清代，更出现演述其事迹的折子戏《周仓》，时人所作观剧诗中即多有以其为题者，如晚清皮锡瑞先后创作三组观剧绝句，其中都有《周仓》诗，一云：“麦城同殉古无闻，从会单刀合是君。土地何尝归有德，能言公理是将军。”一云：“黄巾择主附青云，姓字何当蜀史闻。作志每嫌承祚略，蟂矶怀石亦无文。”一云：“汉亭侯印太荒唐，河记捞刀记更未详。今日普天尊俎豆，宜乘赤兔从周仓。”此诗附有自注云：“汉寿，地名。亭侯，爵名。后人误以汉为汉朝，伪造寿亭侯印。吾乡有捞刀河、落刀嘴，尤谩不经。”作者感慨多端，或概言其生平行事，或论史书记载缺失不当，或因今事民俗而致慨，文思巧妙，迭有新意。

　　第二个特点是三国人物题咏诗的场景设置，早期较为灵活，含糊多变，至元明清时期则趋于具象化，诗人往往因观览历史人物的遗迹旧物而心有所感，属文发论抒情。如吟咏关羽，大量诗篇皆是题咏其祠庙，一般题作《谒帝庙》《谒解州帝庙》《谒玉泉山庙》《谒武安王庙》《谒汉寿亭侯祠》等，亦有祭拜其冢墓而为诗（《题大王冢》），还有观览其画像、塑像有感而成文者，如明代吴猷台《题壮缪侯像》、文徵明《题圣像》、李贽《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凌世韶《显汉寿亭像》等。题咏刘备则多是经行其故宅楼桑村而作，题咏张飞则多是游览桓侯庙而成。而吟咏曹操的诗作，大多沿袭唐代诗人开辟的铜雀悲人主题进行深入开掘，踵事增华，唐人诗往往题名为《铜雀妓》《铜雀台》《铜雀台怨》《雀台怨》《悲铜雀台》，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收录有三十余首相关唐代诗作，作者包括王勃、宋之问、李邕、皎然、贾至、朱放、汪遵、胡曾、罗隐、梁琼等。明清诗人亦多是因台发咏，慨叹“英雄无奈老境何”，鲜有跳出这一创作窠臼者。由于题咏对象常与特定具象化的符号绑定相伴，从诗题很容易联想到所咏人物，如卧龙岗、八阵图、拜风台、五丈原之于诸葛亮，白帝城、楼桑村（或楼桑铺）之于刘备。这类作品中，题咏刘备和张飞的数量居多，原因在于楼桑村和张飞故里涿州毗邻明清京师，文人入京多经行其地，时常触景生情、激发起创作欲望。此外能够自成体系的当数赤壁题咏诗歌，魏一峰《赤壁诗词研究》一书附录有《历代赤壁诗词选辑》，其中收录明清诗人作品二百余首，主题涵盖三国赤壁大战与苏轼夜游赤壁两事，半数以上诗作慨叹三国英雄，其中话题焦点人物主要是周瑜、诸葛亮和曹操，也正因如此，“赤壁”一词往往与周瑜、诸葛亮二人紧密关联。

　　第三个特点是诗人借题咏三国人物，品评古人行事，赞颂前贤功业。唐宋诗中隐寓的情感主线是历史兴亡之感慨，可谓“风云月露惹骚人”。而且，这些作品皆就史实而论，不作小说家言，如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造语平实。李九龄《读三国志》：“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亦是概括史事，未予浓墨重彩之涂抹夸饰。元明清以来之题咏诗篇，虽也抒写历史沧桑之感，但内容陈陈相因，佳作寥寥，并非主流，其时更多的作品乃因人寄慨，古为今用，整体特色可以一言蔽之，即“风云气少，忠义情多”。此类诗作频频揭橥忠义之旗帜，或颂赞人物行事之高节，或斥责无良者言行之卑污，诚可谓“至情至性抒忠孝”。三国人物群像之中，最受明清诗人关注且被高频歌颂的当数关羽，诗人视之为忠义千秋万世楷模，一味颂扬，这与明清朝廷对于关羽的褒扬赐封相呼应，从属于社会教化之关节，如其时多地均建有关帝庙，四时祭祀敬奉，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认为“壮缪”是对关羽的贬低，诏令四库馆臣将关羽之谥号由“壮缪”改为“忠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题咏诗与说部、戏曲相配合，共同塑造、成就了关公文化之洋洋大观。

　　明清三国人物题咏诗往往或多或少带有《三国演义》的印记，人物事迹或出于说部，情感主旨则普遍秉持尊刘抑曹、崇汉贬吴的立场。明代徐渭《读三国史关帝传》诗云：“尚将知己报曹公，何况倾心汉室宗。一体义深真国士，三分威震此英雄。千里人间穷赤兔，中宵梦断失须龙。滚滚只今流汉水，无边遗恨自朝东。”《三国志》中言及吕布有良马名赤兔，但在吕布死后，赤兔便再无记载，至《三国演义》系列故事，方续写关羽得获此马，骑行征战，叱咤风云。徐氏诗名为“读史”，实际杂有小说家言。清际朴学大兴，学者、诗人遥想三国风云，千年而下，心意持平，有心客观论定是非功过，亦难脱离说部之影响。如袁枚《赤壁》诗云：“一面东风百万军，当年此处定三分。汉家火德终烧贼，池上蛟龙竟得云。江水自流秋渺渺，渔灯犹照荻纷纷。我来不共吹箫客，乌鹊寒声静夜闻。”盛赞刘备之功业，据史敷衍，却杂有逸出史传之内容，刘永翔先生《蓬远楼诗话》谓之“舍孙吴主力而不道，未免误于《三国演义》说部矣”。以说部入诗，清初时人曾有苛责，但是《三国演义》流传极广，于其陶染浸润之下，诗人不自觉便会受其影响，致论史倾向同于说部。

　　孙立先生研究指出，咏史诗可分为传体、论体、比体三类。传体乃以诗体传述历史；论体是以诗评史，重在发表史论；比体则以史为喻，多主观寄托。三国人物题咏诗归根结底属于古代咏史诗范畴，亦可作此分类，早期多属于传体，宋元以后，论体与比体杂出错见，且后来居上。从整体占比来看，论体咏史诗占据绝对优势，宋元明清惯见叙事与抒情结合成篇者。传体咏史诗以韵语铺述史事，缺少个人情志抒发，多用于明清演史与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有诗为证”。

　　古往今来，三国人物题咏诗篇“同质化”现象严重，作家虽然身处不同时代，但阅读范围相同，所见文本近似，生活体验又大体雷同，因此缀文成篇之际，思维方式难以出新，往往题咏对象定向化、发述情感趋同化、品评议论一致化，少有创新与突破，缺乏独特性和异质性，创作不免陷入模式固化。深入探研个中缘由，分析其艺术得失，对于当下盛行的类型化创作当大有裨益。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