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介】

　　作者：臧知非（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行的主体标识，从早期的血缘宗法或贵族世袭，逐渐演变为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体系为执行工具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萌芽与初步确立，集中体现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战国变法将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权力分配与运作过程中剥离，按照功劳、知识、能力任免官僚，由能者与贤者行使国家权力，国君集中最高用人权。

　　秦朝任官条件主体是军功爵位，同时还应具备相应法律知识、行政能力，将相公卿、郡守县令、乡官部吏莫不如此。汉初承秦制，“将相公卿皆军吏”（《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1页），与秦不同之处是基层官吏由秦朝故吏和汉家新官两部分组成。随着过秦思潮兴起、战时政治向黄老无为转变、军功爵的特权内涵逐步消解，汉政历史地取代秦政，政治建设由武而文。特别是人口繁衍、行政建制变迁，导致官吏需求增加，长吏任用掾属的自主度逐步扩大，战国诸子倡导的举贤任能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实践舞台，首先施行于基层官吏任用过程中，“辟除”制度成为汉代选官制度的组成部分。但限于资料，无论是对秦汉官僚政治、职官制度的总体考察还是对选官制度的具体研究，学者大都聚焦于察举制，将辟除制度作为察举的组成部分附带性考察，这与辟除制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远不相称。就此而言，张欣《汉魏辟除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缺环。《研究》在以下方面具备新意。

　　打破断代史畛域限制，贯通式考察历史上辟除制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贯通、整体、辩证地考察历史过程，洞察历史因果，抓住历史逻辑。《研究》按照历史顺序，打破断代史研究局限，从“任”“除”“置”“辟”的本义、引申义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探讨辟除制度发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理路，特别是与《除吏律》《置吏律》的关系，纵向考察汉魏辟除制度的前史与演进，重点从皇权与国家权力统一性、差异性角度分析汉魏辟除制度性质及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早期官僚政治的生成与演变，进而揭示君主集权下官僚政治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的核心逻辑，深层次地揭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延续性、整体性特点。

　　以出土资料弥补传世文献不足的同时，深入发掘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目前所见简牍内容主体是法律条文、诏书政令、档案文书，另有术数、算书等，绝大多数为传世文献所无，未经后世学者改动而保持其历史原貌，其历史信息真实而丰富，学者理所当然应据以还原历史真相、求取史学真知。但是，仅此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分析传世文献的史学价值。因为出土法律政令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要依靠个体施行，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面对同一条法律、同一道政令，在时间相同而空间不同的条件下，其实施方式和程度、客观效果并不相同。仅仅依据出土文献，难免出现以偏概全、见事不见人之弊。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在参与创造群体的历史。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实施者、直接治民之官作用甚大。因而，要揭示历史变迁的内在机理，离不开对人特别是官僚个体和群体的考察。相关传世文献以纪传体为主，是帝王将相大小官僚兴衰沉浮的选择性记录，褒贬失实在所难免，但就官僚的任职履历而言则是可信的。思想家、政论家的著作同样要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先秦两汉思想家的史论、时评均出于服务现实的政治目的，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更有针对性。辟除作为察举的前置条件之一，由“除吏”“置吏”制度发展而来，是踏入仕途的基础性制度，这一时期多数官僚通过辟除进入权力金字塔的基础队伍，其行为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矢向和运行效果。因而，研究辟除制度，在分析简牍资料制度史意义的同时，必须深挖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对此，《研究》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一网打尽式地搜集资料，合并同类项式排比分析，是时下史学研究的流行趋势。这样研究历史，优点是资料丰富，但往往因为选择不够精准，导致针对性不明，逻辑分析不严谨，使读者有不明所以之感。《研究》不是简单地排比资料，而是甄别之后，以典型资料说明典型问题，按照时代顺序，融史书、子书、简牍、碑刻等于一体，纵向分析字词句章本义、引申义、转用义之间的差别，进而考察制度内涵变化及其社会基础。必要时，简明扼要地以列表的方式通过历史人物履历，说明相应时段辟除制度运行状况，弥补了资料淹没观点、叙述遮蔽逻辑、提问题不见答案等不足。

　　理论分析上的创新。《研究》对辟除制度内容的探究固然有诸多新意，但与其理论分析相比，后者更有价值，突出体现是对“二重君主观”的分析。这一观点由钱穆总结提出，认为郡守自行辟除郡吏，郡吏与郡守之间形成皇帝与群臣之间的君臣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君臣关系。《研究》认为，这一现象不具有普遍性，掾史冒死救护长吏、主动揽责、为长吏“奔丧行服”等是“超常规举动”。因为国家对辟除制度控制严格，郡守县令等长吏自主空间有限，长吏与掾属之间恩情关系同辟除制度没有必然关联。长吏以师友待之和先秦以来“策名委质”等观念共同作用，使得部分掾史以“超常规举动”报之以忠孝之行，这与封建官僚政治之下的“君臣关系”有着本质不同，“低估了二者关系结合的深度”。这一分析对认识封建官僚政治运作具有启发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2日 14版）